张之洞|抱冰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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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楚网编辑部 督鄂之路     张之洞督鄂的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一条路——芦汉铁路。     这是一条在今天看来很具体的路，但在当时，不仅是一条新路，一条抽象的仅停留于构想之中的路，而且也是一条阻力巨大、困难重重的路，客观上更是一条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之路。     关于铁路，清廷官员激烈争论了十年。     1880年，直隶提督刘铭传上奏，请以北京为中心修建四条铁路。李鸿章上奏支持。旋即遭到反对者的痛击。反对者中虽有“民生失计”、“地脉毁坏”等一些迂腐之见，但反对最力的却是做过英国副使且亲身坐过火车的刘锡鸿。他在《罢议铁路折》中列举了修铁路“势之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认为西洋的“技艺”与“政俗”是配套的，虽然“火车实西洋利器”，但西方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公司、法律、税收等经济、社会制度，因而能够运行自如，“断非中国所能仿行”。     迟至1887年，醇亲王奕譞奏请成立了中国铁路公司。不久，李鸿章提出修筑津通铁路。这次提议又引起守旧官员的抵制，他们不仅认为修铁路“资敌”、“扰民”、“夺民生计”，而且视言修铁路者为“直欲破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乱天下”的罪人。     面对争论，清廷于1889年2月下令沿海、沿江各省督抚发表意见，结果多数督抚反对，少数态度不明。     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一奏而使争论尘埃落定。     张之洞在复奏中首先认为，修筑铁路有利国计民生，铁路是西方近百年来“驯至富强之一大端”，中国“自不得不采彼长技以为自强之助”。     接着他提出，修筑铁路必须有“经营全局”的视野，认为与其修津通铁路，不如修芦汉铁路，从芦沟桥起，经河南达于湖北汉口。     他强调，芦汉铁路穿中国腹地而过，不近海口，无“资敌”之患；修铁路“以开通土货为急务”、“首在利民”，无“夺民生计”之忧，实为“中国大利之所萃”。     这样，既挡住了守旧派的攻击，又否定了李鸿章的方案。     1889年8月8日，清廷调两广总督张之洞改任湖广总督，督办芦汉铁路。     从此，张之洞踏上了治鄂兴汉之旅，迈向其一生事业的巅峰；并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反复咀嚼的对象——湖北新政。 湖北新政     1889年12月17日，张之洞抵达武昌，18日接篆视事。此后而至1907年9月晋京入参军机，除1894、1902年两度暂署两江总督，一次短期赴京修订学堂章程外，张之洞督鄂近二十年。     以芦汉铁路的修筑为契机，张之洞为了“图自强，御外侮；挽利权，存中学”，在他主政的18年间，兴实业、办教育、练新军、应商战、劝农桑、新城市、大力推行“湖北新政”。     以武汉为中心，他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汉阳铁厂机器厂、钢轨厂、湖北织布局、缫丝局、纺纱局、制麻局、制革厂等一批近代工业化企业，居全国之冠，资本总额约1130万两白银。汉阳钢铁厂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并形成了以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为龙头的湖北工业内部结构，武汉也一跃而成为全国的重工业基地。一些国内有影响的民营企业相继产生。湖北的近代工业体系已初步奠定。湖北经济亦由此跨入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汉口由商业重镇一跃而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国际贸易商埠。     “湖北新政”还表明，企业的发展与其市场化进程可以良性互动：市场化带动工业化，并为其发展提供前提条件；工业化则推动市场化的进一步发展，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汉口在19世纪末成为国内最大的米谷集散中心，是一个内贸型的纯商业城市。1861年武汉开埠，是一个历史契机。帝国主义国家首选汉口作为内陆通商口岸，正是看中其现成的流通渠道、成熟的市场体系及其在全国的商业地位，为其深入我国内地倾销商品、掠夺原料、扩大经济侵略服务。同时，武汉成熟的市场体系也为本土工业化创造了必备的条件，不仅为其配置资源和销售商品服务，而且具有示范和带动作用，且地处内陆的武汉不同于上海，其近代工业化的建立必须依靠国内市场，故而武汉成熟的市场体系及其商业中心的地位，对其工业化进程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民国初年张之洞苦心经营的官办工业日趋萎缩，但湖北民营工业却因经营灵活而迅速恢复的原因。以“一战”爆发为契机，新厂竞相设立，尤以民办的轻工业发展最快，形成了第二次办厂高潮。     汉口的直接对外贸易，在张之洞督鄂前虽在全国四大商埠（上海、武汉、广州、天津）中位列第三，但进出口额只有数十万两、数百万两不等，而到1903年已突破1200万两，1905年更突破3500万两；汉口的间接对外贸易亦然，张之洞督鄂前，间接贸易进出口最高数字是1880年的4200万余两，到1899年达到6700余万两，1904年突破1亿两大关。无论是直接贸易还是间接贸易，都有数倍增长，武汉已“驾乎津门，直追沪上”。     1906年4月1日，汉口至北京全长1214.49公里铁路全线建成通车，并改名为京汉铁路。京汉铁路使武汉正处长江与铁路的交叉点上，舟楫之利、铁路之便，不但使武汉的货物流通更加畅快，而且使武汉国际大都市的地位更加凸显。     正是京汉铁路上隆隆行驶的火车、长江上轮船鸣响的汽笛和汉阳铁厂高耸入云的烟囱，才使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之路显得具体可感。     张之洞则被日本名臣伊藤博文誉为中国第一能办事之人。     毛泽东说过，讲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史家冯天瑜先生这样评价张之洞：张之洞督鄂18年间的新政实绩，为武汉地区的早期现代化进程做出了切实的贡献。他所开创的具有现代性质的制造业、工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等，有些在20世纪乃至当今仍在发挥作用。张之洞开拓风气、勤笃务实的进取精神，对于今天的武汉现代化建设事业，仍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他还评价道：经张之洞督鄂近二十年的惨淡经营，湖北由一个深居腹地、经济文化均处中等发达程度的省份，一跃而为晚清全国最重要的机器工业中心之一，某些门类（如钢铁工业、军火工业）在当时的东亚也占据领先地位；新式学堂的创办、游学生的派遣、洋操洋械新军的组训，也居全国各省前列。就清末洋务事业的综合发展水平而论，湖北驾乎天津而直追上海后尘。湖北的崛起，固然与清廷的总体性部署并调动全国财力支持有关，但同张之洞的上下呼吁，左右罗掘，励精图治也大有干系。     历史地看，正是汉口开埠以后资本主义的强行“输入”和张之洞督鄂近二十年的本土积极回应，两者的交织加速了湖北、武汉的早期现代化进程，因而使得“湖北新政”在我们面临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更经咀嚼，耐人寻味。 取向之变     张之洞督鄂前，其个人的人生经历已由“词臣”而膺“封疆”，取向也由“清流”而一变为“洋务”。     1880年代初，他在山西巡抚任上发布的启示宣称：“盖闻经国以自强为本，自强以储才为先，方今万国盟聘，事变日多，洋务最为当务之急”；还宣称：“查中外交涉事宜，以商务为体，以兵战为用”；并开始注意了解西方诸国的“政令、学术”。学者认为，这是他转向洋务派的宣言。     在两广总督任上，经中法战争之故，张之洞更是一意图强，着手建铁厂、枪炮厂、组建广东海军、创办水陆师学堂。广州开埠最早，又邻近港澳，其迈向现代社会之路的历史机遇相对优越。如果不是因为芦汉铁路的缘故，张之洞和广州，应该是适逢其会。可是历史的天平却偏向了湖北。     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时，继任两广总督李瀚章对办工厂既没有兴趣，也没有信心。李鸿章也希望乃兄不要多事，认为张“抑扬铺张”、“大言无实”，断定“恐难交卷，终要泻底”。     张之洞顺水推舟，趁机将在广州建厂的机器调入湖北，本属广州的发展机遇就因这一偶然而转移到了湖北，继而形成了近代武汉超广州的格局。     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张之洞给清廷上了一道《吁请修备储才折》，提出九个方面的主张：即编练陆军、重建海军、修筑铁路、分设枪炮厂、广开学堂、速讲商务、讲求工政、派员出国考察、预备巡幸之所等，被称为其新政的总纲。     学者这样评价张之洞的洋务历程——萌发于山西，小试于广东，收功于湖北。     张之洞以湖北为第二故乡，自命“楚人”。在他七十岁寿庆后，有诗自谓——劳歌已做楚人吟。     自命楚人的张之洞，和湖北还有另一层渊源。督鄂前，他在1867年至1870年间做过湖北学政。督鄂时，正好晚胡林翼30年主政湖北。胡林翼一代名臣，成功在湖北，政声颇佳。而张恰是胡的学生，在其11岁时问业于胡。历来以儒臣自命的张之洞，再度来鄂时想来有“薪尽火传”的使命感，因而决心“排除万难，为鄂兴百世之利”，目标，就是“崭新湖北”；“理财练兵，使湖北一变而为富强。” 路始路终     张之洞督鄂，以路始，也以路终。     路，仿佛成了其个人的生命寄托和民族、国家命运的象征。     芦汉铁路建成之日，也是张之洞督办粤汉、川汉铁路之始。     由于诸多复杂的因素，粤汉、川汉铁路激发了两湖和四川的保路运动，成了引发武昌起义的导火索，后者导致了中国数千年帝制的灭亡。     后世学者论及张之洞时认为，在其督鄂期间，湖北武汉在商业、工业、教育、金融、交通等方面确实取得了长足发展，成为武汉城市早期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界标。另外，“湖北新政”之所以成功，制度创新是关键。据统计，张之洞督鄂期间，设置各类新机构36个，其中25％是按清廷的指示而设，75％是按张之洞的意旨而设。明确标示出张之洞的自主性和创新性。新机构的设置，既是张之洞锐意创新的标志，也是张之洞推行“新政”的重要手段。     因“湖北新政”所孵化的社会生产力、民族资产阶级、新式知识分子、倾向革命的士兵，最终成了封建王朝的掘墓人。     有论者讥张之洞为“种豆得瓜”，而孙中山先生却誉张为“不言革命的大革命家”。     作家方方在其《行云流水的武汉》中说，张之洞所作的这一切，用两个字来形容，就叫作“开放”。     如果不是清廷有关铁路的争论、张之洞没有提出修筑芦汉铁路，张之洞可能不会督鄂；如果没有张之洞在湖北推行新政的实绩，武汉的早期现代化的进程可能会大大滞后，丧失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如果不是张之洞编练了一支高素质的新军，辛亥首义可能不会在武昌成功；如果不是张之洞兴办工业培养了大批产业工人，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可能会改写。当然，历史不能假设，但历史的吊诡在于，其客观的发展进程和人们的主观认识之间，总有分辨不清的模糊地带，需要我们增进认识，不断反思。     在历史的烟尘背后，总有楚人对路的歌呤。     今天，当我们再次反思张之洞的“湖北新政”的时候，我们感到，他就像是一根红线，串起了晚清湖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根红线的主体部分，就是社会转型。因他的兴作，在湖北的传统社会形态中注入了新的社会形态因子，并以本土的姿态积极介入，力图和世界平等对话。     同样，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在我们今天反思张之洞和湖北的因缘的时候，我们可能摆脱不了全球化的行话、区域发展的构想，还有本土的诉求。但是，在“全球”、“区域”和“本土”之间，我们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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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冰堂是纪念清末两湖总督张之洞的生祠，它位于武昌蛇山南腰。首义公园内，湖北省图书馆东边。
1907年张之洞被召入京授体仁阁大学士，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僚属为纪念他调任军机大臣离鄂，1909年夏集资建成此堂。这年10月张之洞辞世，斯人逝矣，却给湖北留下一处名胜。
早先堂内有楹联、石台及带头像的碑柱。文革前尚见残碑刻有“太子太保”字样，正中八仙桌上还摆放有精致的黄鹤楼模型。
“抱冰堂”曾于1953年进行修葺，堂为砖木结构，台基石砌，面宽三间，九脊四坡顶，四周檐下环以外廊，造型精美，结构精巧，为少有的单层正檐歇山式穿斗镂花建筑。四周花木扶疏，缀以假山湖石，逸趣盎然，景色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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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快刀处斩假光绪

作者：刘继兴 王伟

1898(清光绪二十四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新政从此日开始，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戊戌变法”。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将光绪皇帝如囚犯般囚禁于中南海瀛台，戊戌新政被扼杀在襁褓中，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喋血北京菜市口。慈禧太后发布训政诏书，第三次临朝垂帘“训政”。这期间，国内外对光绪的消息格外留心和注意。然而在湖广总督张之洞眼皮之下的武昌，却出现了一个活生生的“光绪皇帝”。

清末刘成禺，字禺生，他所著《世载堂杂忆》一书中有《武昌假光绪案》一篇文章，记载了“假光绪”这件事的始末。刘成禺亲自见过张之洞审理此案，还就此事问过他的老师陈树屏(当时审理过此案的江夏知县)。

这件事的经过是这样的：

光绪二十五年(1899)，居住在武昌的一位湖北籍的候补官员欲将他在金水闸的公馆出租，这日忽然来了一主一仆交银租住。主人20多岁，白皙长身；仆人则四五十岁，无须，说话似女音。两人均操一口流利的北京口音，入住公馆后，少主人每日在家读书吟诗作文，匿居不出，鲜有露面。但这主人衣服华丽，起居开支十分豪华奢侈。这仆人自称“奴才”，每当进呈各种食品用物时，均行跪拜大礼，口称“圣上”，完全是清宫皇室中的一套。年轻主人所用的被盖上绣金龙，所用的碗也是镂金的五爪金龙，他不时抚弄的一方玉印，上镌着“御玺之宝”四个篆字。这些东西只有当今皇帝独用，任何“僭用圣物”的人都是要问斩的。那这人除了是皇上又能是谁呢？

这一切，都被那位候差的官员看在眼里，在他看来那位主子怎么看都像是当今皇上光绪。有几位曾在京城做过官见过光绪的缙绅也前往探看，乍看觉得像昔年的“万岁爷”，但是实在不敢细认，忙三跪九叩，口称“恭迎圣驾”。有人以光绪之照与这主人面容对比，确实相仿。

有人怀疑这皇帝的真假，但见他所使用的被袱上皆绣有金龙，用的玉碗也刻有五爪龙，仆人还拿来玉印“御用之宝”示人观看。见到这些物件的人就不再怀疑了。但也有人怀疑太监是假的，好事者就邀请这位仆人去洗澡，借机查验其下身，果然是太监。

于是，真龙天子从瀛台逃了出来，驾临武昌，“光绪皇帝已到武昌”的消息不胫而走。一时武汉三镇的大小官绅，候补官员没有得到差使者，认为天赐良机，都来拜见皇帝，献款献物者不绝于门。这主仆二人对这一切都视之当然，无论谁送的钱财礼物，全部是照单笑纳，毫不客气。

光绪皇帝在武昌的消息闹得满城风雨，汉口各报都怜悯光绪，诟骂慈禧，并且登载新闻说光绪由瀛台逃到湖北，由张之洞保护。其他各地报纸也作疑似之谈或相互传载其事，此事不久便传到上海，一些报纸还发表新闻和评论，谓之光绪在革命党的掩护下，逃出中南海，往武昌找张之洞图谋再举等言论。一时张之洞保驾之谣，传遍天下。

江夏(今武昌)知县陈树屏闻之不敢怠慢，忙去金水闸“请安”，询问“圣上”为何幸临武昌。“皇上”对陈知县不屑一顾，答曰：“见张之洞方可透露。”陈树屏立即如实禀告张之洞。

张之洞闻之大惊，但他毕竟是官场老手，觉得不可能，觉察到其中有诈。张之洞做事谨慎，于是密电京中同僚打听虚实。北京回电说：“瀛台严禁如故，光绪仍幽禁其中。”回电光绪并无逃出之事，电告张之洞务必将假光绪逮捕归案，免遭失职之罪。

于是，张之洞决定开庭亲审，以释天下之疑。张之洞将那主仆二人押到总督衙门，亲自开庭审问。张之洞大声问道：“你不是要见我张之洞吗？有什么话讲？”假光绪说：“大庭广众，不能向制台讲，退堂当面可讲。”张之洞拍案大怒说：“胡说，你们盗用宫中禁物，已犯斩罪，当斩！”

那假光绪装傻卖呆支支吾吾乱了方寸。原来，这“皇上”乃是八旗伶人崇福，自幼学伶唱戏，多次出入宫中，尽谙宫中礼仪。其容貌清秀，颇似光绪，当日在宫中服务时，在伶人中有“假皇上”之称。

倒是那个老仆则百般狡赖，审理毫无结果。张之洞将此二人交江夏知县陈树屏严刑拷打，打得老仆据实招供：原来这老仆人真名叫赵德兴，是皇宫里的管库太监。御玺、金龙被等物均系他从宫中盗出。假光绪所用的玉碗等御用之物，也都是他平时偷的。他因偷盗宫中禁物被发觉，私逃出京。这位老太监深知宫廷内部的底细，知道光绪被囚禁在瀛台，与外界隔绝，天下人都不知底细。他经常看到有人冒充王爷或大臣行骗发了大财，因此也想找人冒充皇上，做个大的。为此，他找到有“假皇上”之称的崇福，策划了上述伎俩，让他冒充光绪，和自己一起到南方行骗。两人利欲熏心，一拍即合，又在京城找了个妓女，冒充皇妃。武昌是他们行骗的第一站。只因老太监胃口太大，久滞武昌，未及时潜往他处，故而迅速败露。

案情大白后，这假光绪主仆二人均被判为“斩立决”。次日，二人被押到武昌草埠门斩首。晚清历史上，轰动武汉三镇与京沪新闻界的假光绪案以两颗人头落地收场。老太监偷了那么多的皇宫禁物早该躲到一边享受去了，他却欲壑难填，竟然想出找人假扮皇上来行骗的方法，真是想发大财想得昏了头。倒是那个八旗伶人被老太监忽悠蒙了，让他装皇帝他就装。这可不是在戏台上，这普天下就一个皇上，是能随便假扮得了的吗？穿帮是没商量的。不过，他临死也算是潇洒走了一回，被人家忽悠掉了脑袋也不屈。

张之洞杀人之快，一则是为了大清政局的稳定，二则也是为了表明自己与“假皇上”并无干系。令张之洞没想到的是，他这么做避免了慈禧太后的一次统治危机，帮了慈禧一个大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