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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玉器,上古顶峰——龙山时代的玉器西传与文化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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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9-17 15:37:5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二、龙山伏羲族的陶寺文化玉器和齐家文化玉器

龙山中期以后玉器西传的中线,导致了黄河中上游的龙山伏羲族玉器。本节先言龙山伏羲族的两大分支,再言两大分支的祭天玉器、威仪玉器、装饰玉器。1.龙山伏羲族的两大文化类型:陶寺文化和齐家文化。先仰韶至仰韶时期三千年,黄河中上游的伏羲族区域基本没有玉器。仰韶、龙山之交,东扩伏羲支族抵达黄河下游,与东部玉器三族相遇,于是龙山中期以后黄河中上游的伏羲族从东向西逐渐出现了少量玉器。

东扩伏羲支族从黄河上游向黄河中下游的强力东扩,导致黄河下游的东夷族无法从黄河下游向黄河中游西扩,因此玉器西传的中线,并非经由东夷族的西扩,而是东扩伏羲支族在黄河下游接受了玉器三族的玉器文化,然后西传黄河中游、上游的龙山伏羲族两大分支。

东扩伏羲支族于仰韶、龙山之交在黄河下游与玉器三族相遇以后,接受外来玉器文化有一个消化吸收过程,所以黄河中上游的龙山伏羲族直到龙山中期以后,才从东向西逐渐出现玉器。黄河中游的河南、山西伏羲族,龙山中期以前基本没有玉器,龙山中期以后才出现玉器,出土玉器的重要遗址,有山西襄汾陶寺和河南灵宝西坡等地,形制、纹样相近,本文称为“陶寺文化玉器”,包括“山西龙山文化”(陶寺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

黄河上游的陕西、甘肃伏羲族,龙山晚期以前基本没有玉器,龙山晚期以后才出现玉器,出土玉器的重要遗址,有陕西延安芦山峁和甘肃静宁、临洮等地,形制、纹样相近,本文称为“齐家文化玉器”,包括“陕西龙山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和“甘肃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

龙山伏羲族两大分支的玉器均属外来文化,总体而言数量不多,质量不高,而且玉器形制、玉器纹样没有自身的演变谱系,也不遵循观天玉器衍生祭天玉器、威仪玉器、装饰玉器的华夏玉器基本原理,主要是仿制玉器三族的龙山时代玉器。

文化是不断更新、不断替代、不断扬弃的渐变过程。玉器三族的仰韶时代玉器,到了龙山时代已经逐渐淘汰甚至失传。今人可以通过发掘墓葬等等考古手段,全面了解玉器三族的仰韶时代玉器和龙山时代玉器,但是龙山时代的玉器三族不可能发掘祖先的墓葬,已经不太了解本族的仰韶时代玉器。龙山时代的伏羲族,更不了解玉器三族的仰韶时代玉器,所以龙山伏羲族仿制的观天玉器、祭天玉器、威仪玉器、装饰玉器,均非玉器三族的仰韶时代玉器,而是玉器三族的龙山时代玉器。

龙山伏羲族仿制的玉器三族观天玉器,有璇玑玉衡(三牙璧、有领环)、不规则多孔玉圭(星组定位仪)等等,已详前文《观天玉器总论》。本文仅言龙山伏羲族仿制的玉器三族祭天玉器、威仪玉器、装饰玉器。

2.龙山伏羲族的祭天玉器。山西南部、汾水中游的陶寺中期遗址,是龙山中期以后的神农族酋邦国都。陶寺中期遗址的王级大墓M22,墓室东壁中央的显著位置,放置一件公猪下颌骨,带有又长又弯的獠牙[33],象征华夏四族共同崇拜的次高神北斗猪神。同一墓中,出土了陶寺文化的不少代表性玉器,包括华夏四族共同崇拜的至高神北极天帝。

其一,龙山伏羲族的北极玉帝。湖北钟祥六合出土、美国西雅图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两件石家河兽面玉帝(图24-1、2),器面打磨光滑,没有浮雕。陶寺王墓M22出土的兽面玉帝(图24-3)[34],器面另增浮雕,风格有异,证明其为石家河兽面玉帝的仿制品。

先仰韶至仰韶期的伏羲族,其北极天帝“帝俊”的形象,源于北极天象连线而成的“天枢纹”,成为甲骨文“帝”字的源头[35]。龙山伏羲族与玉器三族相遇以后,仿制了玉器三族的北极玉帝。由于石家河玉器代表当时玉器三族的玉器最高水准,因此陶


寺伏羲族仿制了石家河文化的兽面玉帝。

或问:石家河文化与陶寺文化的兽面玉帝形制相同,如何判断两者谁是原创?谁是仿制?陶寺伏羲族是彩陶族,原本没有玉器,而且陶寺文化没有兽面玉帝的完整演变谱系;石家河南蛮族是玉器族,而且石家河文化具有兽面玉帝的完整演变谱系;所以不可能是石家河南蛮族仿制陶寺兽面玉帝,只可能是陶寺伏羲族仿制石家河兽面玉帝。陶寺伏羲族对石家河兽面玉帝的仿制,并非华夏玉器史的普通事件,而是华夏文化史的重大事件,标志着兽面玉帝从长江中游北传至黄河中游,从华夏文化的外围区域进入了华夏文化的核心区域,成为商周青铜器饕餮纹天帝的直接源头。

商周青铜器的饕餮纹兽面玉帝,经历了上古至中古的四千年演变(公元前5000—前1000年):远源是仰韶初期南扩伏羲支族的湖南高庙北斗猪神(图25-1),中源是仰韶晚期南蛮族的浙江良渚北极玉帝(图25-2),近源是龙山中期西扩南蛮支族的湖北石家河兽面玉帝(图25-3、4),直接源头是龙山晚期东扩伏羲支族的山西陶寺兽面玉帝(图25-5),然后是商代中期南扩伏羲支族四川三星堆青铜器的饕餮纹兽面玉帝(图25-6),最后是西周时期陕西周原青铜器的饕餮纹兽面玉帝(图25-7)[36]。

商周青铜器的饕餮纹虽有极其复杂的后续演变(详见续著《青铜之道》),但其源于上古玉帝的完整演变过程一目了然。目前仅在黄河中游的陶寺文化中发现了北极玉帝的仿制品,尚未在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中发现北极玉帝的仿制品,当与距


离东部玉器族的远近有关。

其二,龙山伏羲族的祭天玉璧。陶寺文化既有普通玉璧(图26-1—3),也有红山式单孔玉璧(图26-4),证明陶寺玉器也接受了红山黄帝族玉器的影响。齐家文化除了普通玉璧(图26-5—8),另有两种新型玉璧,一是对应二十八宿四大天区的四象玉璧(图26-9、10),二是对应北极三大天区(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的三垣玉璧(图26-11、12)[37]


其三,龙山伏羲族的祭天玉璜。陶寺文化的祭天玉璜精品,见于山西陶寺王墓M22(图27-1),其业字形扉齿,源于同墓出土兽面玉帝的业字形天鹰帝冕(图27-1左),两者共同源于石家河玉帝的业字形天鹰帝冕(图27-1右)。山西临汾下靳、河南临汝北刘、河南灵宝西坡的祭天玉璜(图27-2—4),朴素无华。齐家文化的祭天玉璜,见于陕西延安芦山峁、甘肃天水师赵村(图27-5、6)[38],同样朴素无华。其四,龙山伏羲族的祭天玉圭。陶寺文化的祭天玉圭,见于山西陶寺(图28-1),下端无孔,当属早期仿制品。山西侯马东周祭祀遗址出土的祭天玉圭,是陶寺文化遗物(图28-2),下端有孔,当属后期仿制品。正面刻有石家河文化晚期玉圭的介字形北极天鹰,常被误视为石家河文化遗物,但其反面没有石家河玉圭必有的


人形帝面,当非石家河文化遗物,仅是陶寺伏羲族对石家河玉圭的仿制品。黄帝族伐灭陶寺神农族酋邦以后,这一陶寺玉圭经过夏商周三代,保存到东周时期。齐家文化的祭天玉圭,见于陕西延安芦山峁(图28-3),下端有孔,是完成品。又见于陕西扶风绛帐(图28-4),下端二孔打样,但未钻通,是半成品。又见于甘肃东乡、甘肃玉门火烧沟(图28-5、6)[39],分别是单孔和二孔。


其五,龙山伏羲族的祭天玉琮。龙山伏羲族的祭天玉琮,分为素面、刻纹两类。素面玉琮当属早期仿制品,尚未掌握刻纹技术。刻纹玉琮当属后期仿制品,已经掌握刻纹技术。陶寺文化的素面玉琮,见于山西陶寺(图29-1—3),均较低矮,其时既未掌握刻纹技术,也不能制作大型玉器。齐家文化的素面玉琮,见于陕西延安芦山峁(图29-4、5)、甘肃定西(图29-6、7)、甘肃临洮(图29-8、9)、甘肃静宁(图29-10、11)[40],高度渐增。陶寺文化的刻纹玉琮,既有陶寺1267号墓出土的圆琮(图30-2),也有陶寺3168号墓出土的方琮(图30-3),已经初步掌握刻纹技术,但是仅刻石家河玉琮的区间分隔线(图30-1),不刻良渚玉琮的北斗猪神,是石家河玉琮的仿制品,而非良渚玉琮的仿制。齐家文化的刻纹玉琮,见于陕西延安芦山峁(图30-4、5),前者仅有区间分隔线而无北斗猪神,是石家河玉琮的仿制品;后者四角刻有良渚式北斗猪神,但是纹样略异,是良渚玉琮的仿制品。又见于甘肃静宁(图30-6、7)[41],纹样异于石家河玉琮的区间分隔线,也不刻良渚玉琮的北斗猪神。龙山伏羲族的素面玉琮和刻纹玉琮,都是从东向西,年代渐晚,高度渐增,与良渚玉琮的差异也渐大。

综上所述,龙山伏羲族的祭天玉器主要是玉帝、玉璧、玉璜、玉圭、玉琮,均为玉器三族祭天玉器的仿制品。

3.龙山伏羲族的威仪玉器。龙山伏羲族的威仪玉器,目前发现两种。

其一,龙山伏羲族的威仪玉钺。陶寺文化的威仪玉钺,见于山西陶寺(图31-1、2)、山西长治黎城(图31-3)、河南灵宝西坡(图31-4)等遗址。

陶寺3073号墓出土的二孔玉钺(图31-1),二孔大小不一,下部大孔歪在一


边。根据前文《观天玉器总论》对不规则多孔玉圭(星组定位仪)的阐释,大小不同的钻孔,必须使用不同的管钻,孔位歪在一边并非一不小心钻歪,而是对位于特定星组的二维分布。这件玉钺的二孔,也有特定的天文对位:上部小孔当属对应北极帝星“紫微星”,下部大孔当属对应伏羲族火历的标志星“大火星”[42]。

陶寺3168号墓出土的三孔玉钺(图31-2),中心小孔的右上和右下,各有一个8字形大孔。墓中出土的两片8字形玉片,彻底推翻了钻错之说。钻错论者认为,钻完一孔发现位置不对,于是改正错误另钻一孔。其实钻孔之前必先打样,无须钻透即知位置正误。何况两次钻孔不可能钻出8字形玉片,所以8字孔并非改正错误两次钻出,而是出于特殊意图用线割一次性加工而成。这件玉钺的三孔,也有特定的天文对位:中心小孔当属对应北极帝星“紫微星”,两个8字孔当属对应意义特殊的两对双星。可能是标示该墓所葬酋长出生之时或继位之时的特殊天象,隐喻其继位出于天意。

山西黎城出土的单孔玉钺(图31-3),两面刻有石家河风格的北极玉帝纹样(参看其右放大图)。玉钺两侧的业字形扉齿,仿效石家河玉帝的业字形天鹰帝冕。夏商周玉钺的两侧,则是标准的业字型六齿,标示上下半年各六月。

齐家文化的威仪玉钺,见于陕西延安芦山峁(图31-5)[43],三孔对应意义特殊的三星,或许正是《诗经·绸缪》所言“三星在 户 ”。


其二,龙山伏羲族的威仪虎符。陶寺


文化的威仪虎符(图32-2),仿制石家河虎符的早期形态(图32-1)[44],琢玉技术逊色甚多。齐家文化距离石家河文化较远,没有威仪虎符。

综上所述,龙山伏羲族的威仪玉器主要是玉钺和虎符,均为石家河威仪玉器的仿制品,没有仿制玉器三族的威仪玉冠和威仪权柄。玉器三族的威仪玉冠和威仪权柄,均由黄帝族首创,然后东夷族、南蛮族仿制。黄帝族的玉冠用于束发,黄帝族的权柄源于游牧民族放牧牛羊的鞭子。东夷族、南蛮族散发而不束发,也不放牧牛羊,但是为了与黄帝族分庭抗礼,全都盲目模仿。伏羲族尽管与东夷族、南蛮族同样散发而不束发,也不放牧牛羊,但是属于高位文化,所以不愿改变风俗盲目模仿玉器三族的威仪玉冠和威仪权柄。

4.龙山伏羲族的装饰玉器。龙山伏羲族的装饰玉器数量少,质量低,因为装饰玉器是玉器产能高度发达的副产品。龙山伏羲族初步接受玉器三族的玉器文化,玉器产能不足,琢玉技术初级,尚无余力大量制作技术水准高超、美学意蕴丰富的装饰玉器。龙山伏羲族的装饰玉器,主要是玉笄。见于陶寺文化的山西陶寺2023号墓(图33-1),齐家文化的陕西延安芦山峁(图33-2)、陕西武功游凤(图33-3)等少量遗址[45]。综上所述,龙山伏羲族的玉器,无论是陶寺文化玉器还是齐家文化玉器,均为玉器三族既有玉器的仿制品。由于玉器产能不足,琢玉技术初级,所以玉器总量和玉器种类都不太多,极为有限的玉器生产力,主要用于仿制玉器三族的祭天玉器和威仪玉器,部分用于仿制玉器三族的观天玉器和装饰玉器。由于黄河中游南岸的龙山伏羲族与长江中游北岸的石家河文化区域距离最近,而且石家河玉器抵达了龙山时代华夏全境的最高水准,所以龙山伏羲族的玉器受到石家河玉器的影响最大。

三、西扩黄帝支族的陕北石峁文化玉器

龙山中期以后玉器西传的北线,导致了河套地区的石峁文化(公元前2300—前2000年)玉器。本节先言石峁文化的族属和来源,再言石峁文化的祭天玉器、威仪玉器、装饰玉器。

1.石峁文化的族属和来源。上古早期的黄帝祖族,居于内蒙东部、辽宁西部、河北北部,以游猎为主,以沙地农业为辅,农业产品仅占食物来源的三分之一。随着全球气候的转暖,沙地肥力的耗尽,黄帝族从游猎为主、农业为辅,逐渐转向以游牧为主、游猎为辅,于是从内蒙古草原的东部,逐渐西扩到内蒙古草原的中西部。

仰韶时期甘肃伏羲祖族的地域扩张,主要是东扩、西扩、南扩,基本没有北扩,因为长城以北的高纬度区域仅适合游牧,不适合农耕。所以红山黄帝族从内蒙古东部向内蒙古中西部的西扩基本没有阻力,沿着长城以北的内蒙古草原一路向西,直抵黄河中游的河套地区和黄河上游的河湟地区,居于甘肃、陕西伏羲祖族的北面。

西扩黄帝支族到达内蒙中部的包头周边,形成了仰韶中晚期的海生不浪文化(公元前3700—前3000年)、阿善文化(公元前2500—前2300年);到达内蒙中南部的鄂尔多斯周边,形成了龙山晚期的朱开沟文化(公元前2300—1500年)[46];再从朱开沟区域南下,到达陕西北部的河套地区,形成了龙山晚期的石峁文化(公元前2300—前2000年)。内蒙中部和西部的西扩黄帝支族区域文化,时间先后相续,特征高度相似,均与红山文化具有深刻关系。

出土石峁文化玉器的两大遗址,是陕西北部榆林市神木县的石峁遗址和新华遗址(图34)[47]。石峁文化的玉器数量极其巨大,玉器总量超过上古华夏全境的其他区域性玉器文化。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馆藏和民间收藏的石峁文化玉器约有四千余件,流散海外的约有两千余件。但是石峁文化的玉器数量虽多,形制、纹样却极度缺乏原创性,也没有自身演变过程,大多仿制玉器三族的传统玉器和石家河文化的新型玉器。所以有学者认为,石峁文化玉器之所以数量极多又缺乏原创性,是因为均非石峁地区自制,而是石峁游牧民族南下掠夺的战利品。


石峁文化属于龙山时代晚期,所以基本没有先仰韶至仰韶时代的早期观天玉器,比如观天玉琯、观天玦琯等等,但有龙山时代的晚期观天玉器,既有不规则多孔玉圭(星组定位仪),也有“璇玑”(三牙璧)、


玉衡”(有领环)组成的原始浑天仪(详见前文《观天玉器总论》)。石峁文化的祭天玉器、威仪玉器、装饰玉器,同样具有龙山玉器的时代特征。

2.石峁文化的祭天玉器。石峁文化的祭天玉器,主要是玉帝、玉璧、玉璜、玉圭。

其一,石峁文化的北极玉帝。石峁黄帝族与玉器三族一样,以北极帝星为天文中心,以北斗七星为天文核心;以北极玉帝为至高神,以北斗猪神为次高神。政治建构也以酋长对位北斗七星、北斗猪神。本文所举两例石峁玉帝,一例是陕西省博物馆收藏的征集品(图35-1),一例是民间收藏品(图35-2)[48]。两例形制完全相同:均为侧面头像,头戴盖天冠,额部刻月形大眼,腮部钻日形大孔,兼为北极天枢。寓意是北极玉帝主宰日月星辰的循环旋转。石峁文化区域没有发现红山黄帝族的猪首玦、龙首玦,这是石峁族群属于龙山晚期西扩黄帝支族的旁证。

其二,石峁文化的祭天玉璧。石峁文化的祭天玉璧并非正圆(图36-2),承袭红山黄帝族的玄鼋玉璧(图36-1)[49],这 是石峁族群属于黄帝族的重要旁证。大汶口东夷族、良渚南蛮族的玉璧均为正圆,唯有红山黄帝族的玄鼋玉璧并非正圆。由于制作正圆玉璧比制作非正圆玉璧容易,所以黄帝族制作非正圆玉璧具有特殊意图,即把北极天象拟形为玄鼋(详见前文《黄帝族玉器总论》)。

其三,石峁文化的祭天玉璜。神木新华遗址出土的石峁文化玉璜(图37-2),是东夷族玉璜(图37-1)的仿制品[50]。两 者均取玉璧的二分之一,是西周“半璧为璜


的先驱。良渚玉璜则取玉璧的三分之一,石家河玉璜则有凤鸟纹饰。红山文化尚未发现玉璜。

其四,石峁文化的祭天玉圭。神木新华遗址出土的石峁文化玉圭(图38-3),远源是安徽凌家滩出土的东夷族玉圭早期形态(图38-1)(晚期形态上端为尖,详见前文《东夷族玉器总论》),近源是陕西延安芦山峁出土的龙山伏羲族玉圭(图38-2)[51]。均为上宽下窄的倒梯形,对应北斗七星之斗魁四星的倒梯形;单孔在下,源于玉圭的原型玉钺。

其五,石峁文化的祭天牙璋。神木石峁遗址出土的石峁文化玉璋,共有两种形


制。第一种形制(图39-2),融合了两种不同文化的元素:单孔在下,上端微凹,源于东夷族玉璋(图39-1)。下端两侧新增业字形扉齿,源于石家河玉帝的业字形天鹰帝冕(图39-5、6)。第二种形制(图39-3),上端从微凹变成了双牙;双牙源于红山黄帝族北斗猪神权柄的双耳(图39-4),这是石峁族群属于黄帝族的重要旁证。石峁文化的牙璋,是上古华夏最早的牙璋。龙山晚期南传石家河文化区域(图39-7)[52],中古以后又见于商代中原和四川三星堆(详见续文《夏商周玉器总论》)。石峁玉璋的第一种形制有源于石家河帝冕的业字形扉齿,第二种形制南传石家河文化,说明龙山晚期的石峁玉器、石家河玉器具有双向交流。

3.石峁文化的威仪玉器。石峁黄帝族酋长的威仪玉器,主要是玉钺和玉戈。

其一,石峁黄帝族的威仪玉钺。农耕三族均有源于农具石斧的威仪石钺、威仪陶钺、威仪玉钺,陈列方式均为钺柄竖置,钺身横置。红山黄帝族没有农具石斧,也没有威仪石钺、威仪陶钺、威仪玉钺。石峁黄帝族仿效农耕三族而制作了威仪玉钺,既有绑于钺柄的横置(图40-1左),也有置于钺架的竖置(图40-1右)。夏商周黄帝族的威仪玉钺(图40-2—4)[53],不仅形制承袭石峁黄帝族,仅是玉钺两侧另增源于石峁牙璋的业字形扉齿,而且陈列方式同样承袭石峁黄帝族,多为置于钺架的竖置,青铜大钺也是置于钺架的竖置(详见续文《夏商周玉器总论》)。

其二,石峁黄帝族的威仪权柄。石峁黄帝族的威仪权柄(图41-1),形制异于红山黄帝族、大汶口东夷族、良渚南蛮族的威仪权柄,是石峁黄帝族创制的新型威仪权柄。夏商周黄帝族的威仪权柄(图41-2—4)[54],并非承袭红山黄帝族、大汶口东夷族、良渚南蛮族的威仪权柄,而是


承袭石峁黄帝族的威仪权柄(详见续文《夏商周玉器总论》)。

其三,石峁文化的威仪玉戈。石峁黄帝族的威仪玉戈(图42-1),是其创制的全新威仪玉器。上古早期的红山黄帝族,以游猎为主、农业为辅,秋冬以后可以凭借农产品维持到开春,偶尔才会南下农耕区域进行掠夺,然而并非常态,所以没有威吓农耕民族的威仪玉戈。上古晚期的石峁黄帝族,以游牧为主、掠夺为辅,基本放弃了农业,秋冬以后不南下掠夺就难以维持生存,南下掠夺成为常态,专名“打秋草”,于是创制了威吓农耕民族的威仪玉戈。夏商周黄帝族的威仪玉戈(图41-2—4)[55],承袭上古石峁黄帝族的威仪玉戈(详见续文《夏商周玉器总论》)。由于玉质易碎,因此石峁黄帝族和夏商周黄帝族的玉戈均非实用兵器,而是象征杀伐的威仪玉器。不少学者把农耕三族的威仪玉钺全都视为“玉兵”,并不确切。农耕三族的威仪玉钺源于农具石斧,并非真正的玉兵。石峁黄帝族的威仪玉戈源于兵器石戈,才是真正的玉兵。《越绝书》记载:“黄帝之时,以玉为兵。”龙山时代的其他文化区域没有玉兵,唯有石峁文化才有玉兵,再次证明石峁族群属于黄帝族。石峁黄帝族的威仪玉钺、威


仪权柄、威仪玉戈,均被夏商周承袭,充分证明夏商周的统治族群均为黄帝族。

4.石峁文化的装饰玉器。石峁文化的玉器,主要是观天玉器、祭天玉器、威仪玉器,装饰玉器数量不多。

石峁文化的鹰形玉笄(图43-2),是石家河鹰形玉笄(图43-1)的仿制品,因为石家河鹰形玉笄源于石家河北极天鹰,石峁鹰形玉笄没有自身的形制来源。两者除了鹰翅纹样不同,另有细微差异:石家河玉笄的鹰嘴不能钩物,鹰首后部有羽。石峁玉笄的鹰嘴可以钩物,鹰首后部无羽。香港关善明的一件收藏品(图43-3)[56],则是石峁鹰形玉笄的仿制品,进一步放大了石峁鹰形玉笄的细节走样,鹰形已经难以辨识。

综上所述,石峁黄帝族广泛仿制了玉器三族的龙山文化玉器,红山黄帝族的玉器对其影响最大,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对其影响次大。其与红山玉器的关系,仅是单向承袭,但不反向影响红山玉器。其与石家河玉器的关系,则是双向交流,所以石家河文化仿制了石峁牙璋,石峁文化仿制了石家河鹰形玉笄。

关于石峁玉器为何与石家河玉器颇多相似,台湾学者郭静云另有独到解读:

神木玉器都存放在专门的石棺或玉坑内,并未见有放在墓葬中当作随葬品的情况,这说明玉器在神木十分稀少,是来自远地的贵重品,而非本地可以自己制作生产的东西。

石峁和新华两座遗址的情况,显示其先民将所获得的珍贵物品当作地下宝藏。青铜时期,北方族群南下掠夺,带走宝贵的铜器和玉器后,也是存放在地下坑里。神木族群是以掠夺为生的族群,不能过稳定的农耕生活。这也代表在气候冷化、干燥化时期,黄河上游原有的农地变成草原,不利于农耕,反成游牧和掠夺族群的生活区。从青铜初期以来,掠夺族群开始时常顺着黄河经过三门峡而下,掠夺当时江河地区的农耕文明,他们所抢夺而来的玉器、绿松石器都被专门保存在地下当作战利品,神木遗址的美玉棺和玉器坑应亦如此。这些玉器只是战利品,没有被当作祭品或随葬品,也没有进入神木先民的精神生活里[57]。

郭静云认为,石峁文化的玉器之所以与南方农耕区域的玉器相似,是因为石峁族群属于游牧民族,石峁文化的玉器均非石峁族群自制,而是南下掠夺的战利品。石峁文化的玉器数量如此之大,确有可能部分来自南下掠夺,但是根据本文的辨析,也有部分属于自制。由于石峁遗址的科学发掘尚在进行之中,考古报告尚未正式出版,因此本文对石峁玉器的来源暂不深论,等到将来考古材料更为充分之时再作补充。

综上所述,龙山晚期的石峁文化(公元前2300—前2000年),是西扩黄帝支族的文化,除了大量仿制玉器三族的传统玉器,也对玉器三族的传统玉器略有改造,而其改造的玉器形制,多被夏商周黄帝族承袭。石峁玉器的最大创制,是威吓农耕民族的华夏最早玉兵,因为南下掠夺农耕民族是其生活方式。


5.石峁巨城与炎黄之战。石峁黄帝族与西部伏羲族在龙山晚期激烈冲突的证据,除了上古最早的石峁玉兵,还有上古最大的石峁巨城(图44)[58]。

石峁城址是龙山晚期华夏全境的最大城址,面积425万平米,而且是砌筑的石头城墙。神农族酋邦的山西陶寺中期城址,面积290万平米,是板筑的泥土城墙。南蛮族酋邦的浙江良渚反山城址,面积300万平米,是堆筑的泥土城墙。东夷族酋邦的山东日照两城镇城址,面积100多万平米,也是堆筑的泥土城墙。

石峁城址的石头城墙,与农耕三族的泥土城墙形成了鲜明差异,而与内蒙中部海生不浪文化的石城、阿善文化的石城,内蒙东部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石城一脉相承,均为龙山晚期黄帝族所建。在内蒙古中南部的长城一线,已经发现了龙山晚期黄帝族所建的二十多座石城[59]。龙山晚期的黄帝族在长城一线普遍建造石城,正是为了进攻南方的农耕三族。秦汉以后的中原统治者建造长城,则是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尽管上古石城由游牧民族建造而用于进攻农耕民族,中古长城由农耕民族建造而用于防御游牧民族,但是全都建于作为农牧分界的长城一线。苏秉琦认为,这些上古石城是中古长城的史前原型:

北方早期青铜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小型城堡带,与战国秦汉长城并行,可称为长城的“原型”[60]。

苏秉琦虽未明言建造上古石城的族属,但他认为红山文化属于黄帝族,已经暗示了上古石城的建造者是黄帝族。

龙山晚期长城以南的农耕区域尚无真正的国家,仅有前国家形态的酋邦,所以北方游牧民族建造了一系列石城作为南侵的桥头堡。中古以后,长城以南的农耕区域出现了南下游牧民族统治农耕民族的早期国家,于是中原王朝的黄帝族统治者为了防御仍在北方游牧的其他黄帝族南侵而修建了长城。

长城以北的上古、中古黄帝族各大支族,语言相近,均属阿尔泰语系,族属认同并无困难,但是政治上未必具有统一归属,甚至为了争夺牧区而时常冲突。他们为了各自的部族利益而南侵,犹如不同的狼群各自捕猎羊群。中古以后长城以南的中原黄帝族,为了王朝利益而防范上古同宗的北方黄帝族,犹如捕获羊群的狼群防范其他狼群的觊觎。

石峁巨城显示了西扩黄帝支族与西部伏羲祖族的高度对抗,也显示了西扩黄帝支族对西部伏羲祖族的巨大军事优势,因为作为游牧民族的石峁黄帝族人数极少,建造巨城所需的巨量人力资源,只能来自南下劫掠的农耕族战俘和农耕族奴隶。

《淮南子·原道训》记载:“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散财物,焚兵甲,施之以德,海外宾服,四夷纳职,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史记·夏本纪》:“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证明“颛顼-鲧- 禹”属于同一黄帝族支系。《史记·六国表》:“禹兴于西羌。”“西羌”并非大禹的族属,而是大禹所属黄帝族兴起的地域,亦即兴起于华夏西部的伏羲祖族区域。龙山晚期兴起于“西羌”区域的黄帝族,正是颛顼-鲧-禹所属的“西夏”。

龙山晚期出现于“西羌”区域的石峁巨城,对应于大禹之父夏鲧所建“三仞之城”。龙山末期石峁巨城的毁弃,对应于大禹的“坏城平池”。龙山末期建立于中原的夏朝,对应于“散财物,焚兵甲,施之以德,海外宾服,四夷纳职,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逸周书·史记解》记载了“西夏”之亡:

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无位,惠而好赏,财屈而无以赏。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

“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是夏代黄帝族的自我美饰,与古史所言“黄帝好仁,蚩尤凶暴”性质相同,既与文献记载的“炎黄之战”不可兼容,又与考古发现的石峁巨城不可兼容。“西夏”二字,“夏”是族名,“西”是相对于中原“夏朝”的方位区别名。十六国时期的匈奴人,北宋时期的党项人,均在同一区域建立了“大夏”,均被中原王朝称为“西夏”。匈奴、党项的中古“西夏”,承于颛顼- 大禹的上古“西夏”。

综上所述,龙山晚期建造石峁巨城的黄帝族,正是“颛顼-鲧-禹”一系的西北黄帝族“夏族”。西北石峁文化的黄帝族酋长颛顼,南下征服了黄河上游的西北伏羲族“共工氏”,成为黄帝族部落联盟的“元后”。随后夏鲧治水失败而死,于是东北红山文化的黄帝族酋长唐尧继任“元后”,征服了黄河中游北岸的中原伏羲族“神农氏”,伐灭了神农族酋邦的国都山西陶寺,焚毁了神农归藏历的天文台陶寺太极台[61]。随后东北红山文化的黄帝族酋长虞舜继任“元后”,南征黄河中游南岸、长江中游北岸、石家河文化区域的“三苗”,失败身死,葬于苍梧。随后西北石峁文化的黄帝族酋长大禹继任元后”,通过治水完成了对农耕三族的征服,也完成了对三苗的征服,建立了中原第一王国“夏朝”[62]。所以河南偃师二里头夏都遗址出土的大量夏代玉器,全都承袭石峁文化玉器。商周玉器又都承袭夏代玉器,从而形成了夏商周黄帝族玉器对石峁黄帝族玉器的全面承袭(详见续文《夏商周玉器总论》)。

结语 彩陶东传玉器西传,华夏四族文化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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