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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hblao

石家河文化专题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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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10 03:09:08 | 显示全部楼层
北纬三十度是个神奇的纬度,两河,古埃及,古印度文明都起源于北纬三十度附近,这显然不是偶然。在中国,与前三者并列的华夏文明起源于哪里?是处于北纬三十五度以上的黄河流域吗? 长期以来,黄河中下游平原都被中国人认为是华夏文明起源地,考古学家也在黄河流域发现了大量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以及象征华夏文明的二里头遗址,基本可以确定的是,二里头文化源自龙山文化,那么龙山文化是否源自仰韶文化或者大汶口文化呢?如果二里头是夏文化,那么仰韶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黄帝集团? 我们知道,仰韶文化是彩陶文化,大汶口文化早期主要是红陶,而龙山文化则却是黑陶文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巨变呢? 让我们把视线转移到南方北纬三十度附近的长江流域,在以往认为是蛮荒之地的地方发现了令人吃惊的遗址,这里挖出了世界最早的人工栽培稻和陶器,后来很多学者认为长江中游是水稻起源地。这里也挖出了中国最早的城址,城头山遗址,与城头山遗址同时代的著名的半坡遗址只是个环壕聚落,也就是壕沟围起来的村子,而城头山已经是有城墙,有祭坛的城了。 长江流域比龙山时代稍早(大约五千年前)有屈家岭文化和良渚文化,这两种文化都有大量黑陶。 先说屈家岭文化,屈家岭文化发现于湖北江汉平原腹地,是一种非常强势的先进文化,从五千年前开始,屈家岭文化曾经从江汉平原北上,占领了河南西南部,南部和中部,取代了当地仰韶文化,影响力可达晋南(参考文献 河南境内的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屈家岭文化的北渐)。皖北尉迟寺遗址出现大量瓮棺葬,红烧土排房等屈家岭文化因素也暗示了屈家岭文化可能东进征服了当地大汶口文化。所以前面有朋友说南方史前文化跟当代中国人没关系,是完全不对的,而且事实还可能正相反。。。 至于良渚文化,从出土文物和遗迹看,其水平在当时的东亚可以说先进的没有朋友了。大汶口仰韶之与良渚,就像今天的河南山东之与长三角,差距非常明显。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黄河流域不是从来就比长江流域先进,也没有一直比长江流域先进。  
         时间到了4800年前,终于轮到石家河文化出场了,石家河城址位于湖北天门汉江北岸,城址有百万平米以上,高大的城墙残迹至今依然矗立 在宽阔的护城河边,城址周边八平方公里范围内密集分布有从属遗址四十多处。石家河遗址群附近的长江中游平原城址林立,另有十多座规模较小的城址,其中城河古城面积在八十万平米以上,陶家湖古城面积在六十万平米以上。有专家将江汉比喻为远东的两河。与这些巨城相比,同时代的中原地区还没有拿的出手的遗址。有理由相信,当时的石家河人是东亚最强大的人群,发展水平与良渚不相上下。中原地区的石峁,陶寺虽然规模也很大,但是年代比石家河文化要晚数百年。石家河文化也有巡着先辈屈家岭文化的足迹北上,影响范围比屈家岭文化还要大,在中原腹地留下许多遗存。二里头可以认为源自煤山类型,而煤山恰恰深受石家河文化影响。


长江中游地区拥有众多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经历了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汤家岗文化(城背溪文化、高庙文化大体与皂市下层文化并存)、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后石家河文化等新石器文化阶段,之后又出现了荆楚文化。从已公布的碳十四数据及树轮校正年代,以及与周边文化的对比看,屈家岭文化起始时间比过去学界流行的观点要提前约300年,即公元前3500~前2800年。石家河文化起始时间比过去学界流行的观点要提前约400年,即公元前3000~前2300年,相当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早期。前后相继的两种文化在不同遗址过渡的时间不一,大约有200年的交叉期。
     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长江中游地区的文明演进大体经历了酋邦、城邦、霸国、王国、帝国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距今18,000~6300年,陶器产生,农业社会出现;距今7000年前出现了凤凰崇拜、大型祭坛、人祭,酋邦形成;距今6500年左右出现了贫富分化。
     第二阶段,距今6300~5300年,出现了专偶制家庭、城壕,以及供职业守城人员使用的设施、阶级、类似于文字的陶符、人奠、人殉;在距今5500~5300年,出现了被称为神殿、宫殿的高规格建筑,城邦已经形成。
     第三阶段,距今5300~4300年,出现了金属、石灰、水泥性能建材、城邦群;石家河古城为现中国境内当时最大的城址,拥有宏大的城壕和独特的祭“祖”遗迹,阶级分化加剧,“王者”刻划图像及图像文字出现;其时,战争主要在边缘地区展开;距今5000~4300年,霸国形成。
    第四阶段,距今4300~4000年,阶级分化极其剧烈,龙凤及首领崇拜成为宗教主流,石家河城仍然是长江中游地区汇聚四方文化因素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宗教中心,尧、舜王国形成。尧、舜、禹王国形成后,文明中心北渐,长江中游地区文明中心有所衰微。但盘龙城自后石家河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冈文化,遗存丰富,拥有面积为300万平方米的城址,标志南方文明并未中断。
    第五阶段,距今4000~2000年,荆楚主宰长江中游地区,楚王熊渠始行分封制,属于王国。熊通始行郡县制,开始向“帝国”迈进,至楚人刘邦建立西汉帝国,帝国体制完全形成。第一阶段属于原始社会,第二至第五阶段为不同政体形式及不同规模的国家。
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曾对长江中游北岸有着较强的影响,但从大溪文化开始向东、向北扩张,以至出现螺丝山、曹家楼两个新的大溪文化类型。至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影响至黄河沿岸,河南郾城郝家台遗址已完全纳入石家河文化范围。石家河文化、后石家河文化时期很可能伴有南方民众的大规模北迁。石家河文化扩张至漯河郝家台遗址后,河南煤山类型文化与湖北后石家河文化基本是同一文化,应当是受石家河文化强烈影响或直接北迁而形成的,可通称为后石家河文化。
      二里头文化是在煤山类型文化的基础上出现的。而就其终极来源来说,则主要来源于长江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据《偃师二里头——1959~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所公布的二里头遗址第一期所有器物的型式进行分类统计,发现与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相似的器物约占总类型的62%,与北、东、西方文化相似的器物约占14%,其自身新因素约占24%。而如前所论,石家河文化比王湾三期文化早期约早300年,王湾三期文化地区至王湾三期文化后期才慢慢被石家河文化的这些器物所同化。
    长江中游地区的文明进程比周边地区显得略早,而且文化中心先后由怀化高庙过渡到澧县城头山,再依次过渡到天门石家河,河南漯河郝家台、新密新砦、偃师二里头,有一个由南而北的渐进过程。尽管不是每次文化中心的北渐都是由南方文化直接北迁造成的,但至少在石家河文化、后石家河文化时期文化中心有较大规模的北迁。王湾三期文化后期(亦即后石家河文化时期)已跨入夏文化纪年,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及文明在夏文明的形成中占有重要地位。

      从文献可知,尧舜禹时期出现了空前的民族融合,舜、禹所领导的部落先后融入帝尧领导的部落,还吸收了周边皋陶、伯益、契、弃等部落。舜、禹之际,以长江中游地区为政治中心转而变为以中原为政治中心。这些记载与地下文物正相吻合,吸收了良渚文化多种因素的后石家河文化一步步北渐并使王湾三期文化与之近同,再萌生出二里头文化,并进而出现强大的商文化,从而推动了中原政治中心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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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10 03:10:49 | 显示全部楼层
石家河玉器很精致,小巧别致,风格独特。它大致出现在以石家河城址为核心的聚落群衰落之后,令人意外。但像在石家河文化兴盛期时与其他文化为代表的族群有互动一样,其玉器上也能看到其他文化的影子,尤其是与东方的良渚文化联系更多。放在整个石家河文化背景下看,迄今对其了解有限。谢先生高谈阔论了好长一段,太散,且表达不够严谨。所以写了这段话。当然,急切想知道答案的,这里头也没有。因为现在恐怕难以作出令人信服地解读。

说到石家河,不得不提曾随之谜,以前考古学家找夏朝,总是在山东境内找,找了好多年没有找到。因为在山东境内发现鄫国墓葬,文献记载“夏少康之子封于太山”,其祖先为曾曲烈。随着随州曾侯乙墓的出土,曾随之谜成功解决,曾国即是随国,随国即是曾国。从文字的演变规律来看,是先有“曾国”,而后有“鄫国”“缯国”“甑国”等,曾国本身来说就意义非凡,它意味着找到了“缯”“鄫”“甑”等国家的起源,而“随国”最早的记录可以追溯到伏羲女娲时代,随国在历史上没有迁徙,说明曾国在历史上也没有迁徙,曾国的地理位置就基本上就可以确定。夏朝国都阳城、洛邑,随州有洛阳镇,洛阳镇出土的金鸡岭遗址跟大禹时期相吻合,河南虽然也有洛阳,但没有文物相对应,地理位置和河流描述明显与书本不同。随州西花园遗址跟夏启征西河的时间又对的上,以前的淅河文献可考明清以前又称为西河,后又改名为淅河。西花园遗址是与其他地方遗址明显不同,是一处夏朝初年战争遗址。现在再来说一下石家河,石家河出土的玉器精美绝伦,但别忘了,叶家山墓地曾国国都以庙台子为中心的方圆几十公里内的大大小小的遗址,这些遗址土层横跨新旧石器时代,屈家岭时期,石家河时期,后石家河时期,夏商周时期。石家河文明高度发达,以庙台子为中心的大遗址含有石家河土层,具有和石家河一样的文明高度。随州历年来有炎帝故里的传说,而枣阳雕龙牌遗址又跟黄帝的时代相文化,恐怕都不是巧合!虽然随枣走廊没有出土石家河时期的玉器,但多处具有石家河时代土层特点,石家河从另外一个侧面将随枣走廊的文明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谢邀,写一个非主流的答案吧。中国目前的考古,历史研究方面有一些暧昧的地方,比如商朝遗迹中的白人遗骸,比如夏朝,比如七星堆。在商周时期,山东,江苏沿海一带还被称为东夷,楚国还被称为南蛮,就更不用说更晚并入中国的岭南等地。可以肯定的说,如果石家河遗址确证超过4000年,那么就应该处于传说中的夏朝时期。至少在1000年以后的周朝,楚国,也就是湖北天门地区仍然被认为是南蛮,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印尼这种野蛮落后的国家差不多的感觉。这就意味着当时的石家河并不属于我们祖先的统治范畴,属于外族了。而商朝来自哪里我们不可知,但是商朝之前的夏朝,传说中的皇帝,以及自称夏朝后人的周人,都可以肯定是来自西部的游牧民族,而他们就是我们中国人,或者说汉人的直系祖先。考虑到先祖大人们对待蛮夷的一贯态度,想必石家河那里曾经生活过的人大多没有机会留下后代的,所以对于中国上古历史而言,官方说法肯定是悠久,伟大,自豪,文明,但是我的答案是,石家河遗址的文明应该没有多大机会流传下来,因为没有人活下来,那里只是被我们祖先征服的蛮夷留下的一点痕迹,告诉千百年后已经忘记了他们存在过的人们,他们曾经作为主人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但是现在的这个国家和土地已经跟他们没有关系了,无法理解我这段话的,请参考美国的印第安人。

作者:夏焱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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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10 03:11:39 | 显示全部楼层
石家河文化玉凤为什么这么牛?
中国邮政定于2017年7月29日发行《凤(文物)》特种邮票一套6枚。
这套邮票是2000年《龙(文物)》邮票的姊妹篇。中国邮政精心选取不同朝代最具代表性的六种凤文物,通过不同的印刷工艺展示文物的不同材质。其内容包括:
(1)天门石家河文化玉凤·新石器时代(国家博物馆藏);
(2)凤鸟青铜尊·西周(山西博物院藏);
(3)青釉凤首龙柄壶·唐(故宫博物院藏);
(4)灞桥金凤·唐(西安博物院藏);
(5)缂丝凤穿牡丹团花·明(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6)画珐琅丹凤纹盖碗·清(故宫博物院藏)。
《凤(文物)》邮票将选用的6种凤文物
说起天门石家河文化玉凤,人们似乎感到有点陌生。因为无论是网搜还是查找图书资料,所能提供的信息都十分有限。它似乎还没有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玉凤(商代)和辽宁朝阳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玉凤(新石器时代),为人们所熟知。
但是,这里要告诉大家的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天门石家河文化玉凤,其实很牛!而且非常非常牛!!请看——
【 牛1:国博“中国古代玉器艺术”专题展图标 】
在珍品如林的国家博物馆,馆藏玉文物达8万余件。南13展厅里常年专题陈列“中国古代玉器艺术”展品近300件(组)。天门石家河文化玉凤从8万余件玉文物藏品中脱颖而出、独占鳌头,被选为该专题展的封面和压题图标。为什么用它而不是用其它玉器作为图标?其地位和价值不言自明。
国博《中国古代玉器艺术》专题展的图标:石家河文化玉凤
国博《中国古代玉器艺术》
【 牛2:被誉为“中华第一凤” 】
石家河文化玉凤,1955年出土于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镇罗家柏岭遗址,国家一级文物。距今约4800-4400年,是旧石器时代之铜石并用时代的玉佩。
该玉凤为“团凤”造型,采用“减地阳文”工艺制作而成,最大径4.9厘米、厚0.6-0.7厘米。玉凤体形修长、姿态生动、造型优美、技艺精湛、栩栩如生,代表了史前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水平,被誉为“中华第一凤”。国博官网中对该玉凤的评价是:“从目前考古材料得知,石家河文化出土的玉凤是目前所知较早的凤形象,开凤纹之先河。”
石家河文化是湖北凤文化的源头,遗址群多达50余处。该文化已发现有青铜块、玉器、祭祀遗迹、类似于文字的刻划符号和城址等。
2015年10月,全国50多位玉器研究领域的顶级专家和权威学者齐聚天门,深入探究了石家河玉器文化。2016年10月,中国公共考古论坛在天门举行。专家们一致认定,石家河文化是三星堆文化、楚文化的重要源头;石家河文化分布区域是楚文化的原生地;楚文化中尊凤的传统,很可能就是起源于石家河文化。
来源:集邮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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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10 03:13:03 | 显示全部楼层
石家河古城位于天门市石河镇,距天门市城区约16公里,是迄今为止湖北省发现的分布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新石器时代古城。城址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长1000米、东西宽900余米,面积120万平方米。城墙残高3~8米,墙底宽30~50米。城外侧有护城河,宽60~100米,深4~6米。古城存在年代是2600 BC-2000 BC。
它发现于1957年,年代为距今4000~4600年。遗址群总面积约8平方公里,由三房湾、谭家岭等数十处遗址构成。城外侧有护城河,宽60~100米,深4~6米。城的中心部分是谭家岭遗址,是居住区。西北部的邓家湾发现许多塔形陶器,估计是宗教用品。有几处用大陶缸相套排列成弧形,其中有的陶缸上刻有刻划符号,估计与宗教活动有关,包括猪、狗、牛、羊、鸡、猴、象、长尾鸟、龟、鱼等陶塑,还有成百件人抱鱼像,显然是一处宗教活动中心。西南部的三房湾遗址发现大量的红陶杯,达数十万件之多。该遗址群的文化遗存从相当于大溪文化阶段开始,经屈家岭文化至石家河文化,形成了一个基本连续的发展序列。
让人惊叹的长江流域辉煌的文明,竟然还有那么多让人们足足陌生了三千年之久的谜!在三星堆史前古城发掘的同时,长江中、下游也同时发现了石家河、良渚两大史前城市群,并且时间比三星堆古城更早,同样辉煌灿烂,让人目不暇接。
公元前3000年汉水流域,先人们就在今天的湖北省天门市石河镇北,建起了规模宏大的古城。这个南-北、东-西各有一千多米、呈不规则长方形的石家河古城,面积竟然高达120万平方米,是我国发现的同时代古城中面积最大的城。而千余年后的商王朝早期都城,被称为汤都西亳的考古发掘出来的堰师商城,面积也不过才190万平方米。
然而1000多年后,与三星堆古城一样的命运,这座史前古城突然被废弃,直到西周时期,才有人居住,并筑有小小的土城堡。而这座史前巨城,就在历史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座史前巨城之大,让人目瞪口呆,仅现存的城垣西边的壕沟宽就有60至80米,可以想象当时的城高池深,有着良好的防御能力。废城遗址中还考古发掘出许多让人感兴趣的地方,城内有着巨大的宫殿或宗庙等特殊用途的大型建筑,考古学者认为这是祭祀或其它宗教仪式有关的建筑。
紧邻的土坑中出土了数千件陶塑动物和人像。5000多件动物有家养的猪、羊、牛、鸡、狗,也有野生的象、猴、兔、狐狸、狼、虎;有天上飞的长尾鸟、短尾鸟、猫头鹰和野雉,有水中游的大嘴鱼,甚至还有滩涂地上爬的龟鳖。
双膝跪坐的人像,大多是头戴浅圆帽,身着长裙,头后挽髻,奇怪的是他们左手托鱼尾、右手按鱼头,显得端庄而虔诚,只有个别似蹲踞或摆动手臂舞蹈的状态。数量达200多件的陶塑人像,他们在进行宗教祭祀,或是先民们艺术生活的体现?
遗址中的一个陶罐上面刻画着一个神奇的人物,头戴花翎帽,身着短裙,脚穿长筒靴,右手高举着大钺,从形态看俨然是一位王者和统帅形象,服装与巫师的服装截然不同。从中可以看出,城中主要住的人就是贵族、巫师和武士。
当然城中也少不了许多手工业工匠,巨城内也有许多甚至让考古家们也弄不明白的器物,比如城内西南部的土台上,有大量红陶杯堆积,数量达数十万件之巨,质地粗糙的红陶杯且不宜日常使用,似乎不是为了与别的地方进行交换的专业化大规模生产,是用于宗教宗教或是其它什么用途呢?[制盐工具?]
还有城东的蓄树岭,许多按一定规律摆放的大型项目陶缸,缸体上有着三种刻画符号,分别体现农业、军事和祭祀活动主题,有什么用途,是否体现《左传》说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有大量工匠存在,所以不出产玉和铜的石家河,发掘出许多雕工细腻、造型别致的人面形、龙形环、凤形环和蝉形精美玉器,出土过孔雀石等品位较高的铜矿石,出土过残铜片,说明石家河古城与外地存在着三星堆古城类似的贡纳或贸易关系。
相邻石家河古城的地区,同时还发现6座古城,有面积20万平方米的荆门马家垸城,也有5-8万平方米的小城,学者们据此判断,石家河文化已经出现呈金字塔结构的酋邦制国家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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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10 03:14:13 | 显示全部楼层
图文:石家河:长江中游史前文明中心


    湖北日报讯 图为:石家河遗址场景还原图
    图为:2015年11月1日,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原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张忠培(前排左三)调研石家河遗址。
    图为:2017年2月28日,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右二)一行考察石家河遗址。
    图为:考古现场图(三房湾遗址点,堆积有10万件以上的红陶杯)。
    图为:2017年7月29日,由中国邮政发行的《凤(文物)》特种邮票天门首发式现场。
    图为:连体双面玉人头
    图为:玉蝉
    图为:虎座双鹰佩
    图为:神人
    图为:华夏第一凤
    图为:中国第一龙


    2017年大事记

    1月10日,石家河遗址入选“2016年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
    4月12日,石家河遗址入选“2016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4月18日,天门市成立石家河遗址管理处
    7月28日,省政府成立石家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领导小组
    7月29日,由中国邮政发行的《凤(文物)》特种邮票首发式在天门举行,石家河玉凤飞入“国家名片”
    12月2日,石家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获国家文物局批准立项
    12月8日,石家河遗址成功入选第三届世界考古论坛10项“重大田野考古发现”
    12月12日-13日,石家河遗址考古研究与遗址公园建设学术研讨会在天门召开

    “竟陵古迹多,最酷石家河”,中国考古学界泰斗、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在《石家河赞》中,对石家河不吝赞美之辞。
    石家河遗址的神秘面纱,自1954年冬不经意间被撩开一角至今,60余年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的石家河遗址考古队对石家河遗址的9个地点进行了20多次规模不等的发掘,发掘出土了大量遗迹和遗物,不断带给世人以惊喜,不断刷新着人们对史前文明的新认知。

    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见证

    石家河遗址地处天门市石家河镇,位于长江中游腹地、江汉平原北部与大洪山南麓结合处的山前地带,主体位于东河和西河之间,东西横跨2公里,南北跨距4公里,总面积达8平方公里,核心区域的遗址点有40余处。
    作为长江中游地区迄今发现的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附属聚落最多的新石器时代大型城址聚落遗址,石家河遗址与长江下游的浙江良渚遗址、黄河中游的陕西石峁遗址共同被学术界认为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见证。在距今约6000-4000年这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石家河遗址一直是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明的中心。
    专家指出,石家河遗址城墙宏伟,石器古朴,陶器典雅,刻划符号神秘,玉器精美,是当之无愧的城之始、石之乡、陶之都、字之源、玉之巅。尤其是以“华夏第一凤”“湖北第一龙”为代表的一批巧夺天工的玉器,是中国玉文化发展空前的时空坐标。
    城之始。石家河古城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东西长近1200米,南北宽约1300米,城垣内面积约132万平方米,城壕内总面积达180万平方米。城址面积巨大,墙体高耸,城壕宽广,气势宏伟,且城市功能已十分明确,有祭祀场所、宫殿建筑、手工作坊、墓葬场地,是同时期亚洲规模最大的城市,被誉为“上古第一城”。在石家河古城内,还有一座谭家岭古城,平面大体呈圆角方形,东西长440米,南北宽390米,城垣内总面积17万平方米,城壕内总面积则达26万平方米。
    石之乡。石家河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群,出土的石器以磨制石器为主,种类主要有石笋、石锛、石刀、石镞、石镰、石凿等。巧合的是,石家河亦因石得名。老镇区原是东河、西河两水间的水运码头,毗邻的京山县盛产石材,石板、石墩、石碓、石槽、石磙等石材借助水道成批运抵此码头进行交易或装船远销,成为石料的主要集散地,故得名“石家河”。
    陶之都。石家河古城延续2000余年,横跨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后石家河文化四个时期,每个时期都有其典型陶器。其中在肖家屋脊、印信台等遗址点,出现了由数十件大口陶缸套接在一起的套缸遗迹;在三房湾遗址点,堆积有10万件以上的红陶杯,这些红陶杯形制多样,形体较小,专家推断为酒器,如得到证实,将改写中国关于酒的历史;在邓家湾遗址点出土了上万件陶塑,有人偶,有飞禽,有走兽,都形象逼真、惟妙惟肖,数量之巨令人瞩目,种类之广亦属罕见。天门是举世闻名的蒸菜之乡,石家河遗址出土的大量陶蒸盘、陶甑便是天门先民在距今6000-4000年前就已食蒸的重要证据。
    字之源。石家河遗址群的刻划符号最早发现于1987年,迄今为止已在肖家屋脊、邓家湾两个遗址点上共发现符号约55个。从笔划来看,主要是直线、弧线有少数戳孔;从形状来看,出现了一些比较固定和规范的符号;从结构来看,出现了单体符号之间的组合规律;从表现手法来看,不少符号颇似正视图,同时还以竖线、圆孔等指代一些不易绘出的东西。某些固定的符号之间的组合,类似于汉字中的偏旁、部首。以北京大学文博学院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教授为代表的一批专家指出,石家河发现的刻划符号与文字有密切的联系,已经初步具备了原始文字的基本特征。
    玉之巅。石家河遗址的玉器,比较集中的发现主要有三批:第一批是1955年在罗家柏岭发掘所获,包括闻名遐迩的“华夏第一凤”;第二批是1988年至1989年在肖家屋脊发掘所获,包括“中国第一龙”;第三批是2015年至2016年在谭家岭发掘所获,包括虎座双鹰佩、双人连体头像玉玦等240余件。这些玉器不仅类型丰富、形态优美、造型生动,而且技术精湛,其普遍使用的圆雕、透雕、减地阳刻、浅浮雕线刻等工艺,代表了史前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水平,标志着一个史前玉作的巅峰。

    石家河考古的学术界定位

    中国考古学会秘书长、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认为,以江汉平原为腹地的长江中游地区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区块的重要组成部分,大约在距今6000年前后,长江中游地区率先进入文明化进程加速发展的阶段,相继形成了以大溪文化、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为代表的、在学术界颇具影响力的几大考古学文化。通过60多年的考古工作,该地区建立了完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和谱系框架,揭示了一大批反映社会复杂化、新文明化进程的重要迹象,在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学术影响与日俱增。作为长江中游史前文明中心的石家河遗址,更是在这一学术探索的历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说,石家河考古研究实际上还只是小荷初露。对于石家河文化的认识,会不断深化。石家河谭家岭古城,是最高级别的史前城址之一。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勤称,此前考古认为,石家河古城始筑于屈家岭文化晚期,但2015年以来,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石家河古城核心的谭家岭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揭示出早于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城垣和环壕,表明其在距今约5000年开始筑城,将石家河城址的建城历史至少提前了500年。石家河遗址不仅是长江中游的特大型城址,也是当时整个区域的政治中心。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辉认为,石家河遗址以其丰厚的文化积淀,无论是从长江中游地区规模最大的石家河古城看,还是从谭家岭大型居住址、印信台大型祭祀遗址、三房湾大型制陶作坊遗址等聚落功能的专门分区看,从出土遗物中刻划符号、孔雀石的代表性与出土遗物的丰富度看,无疑可视为长江中游地区文明的中心,具有文化引领与文化辐射的重要地位。
    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邓淑苹说,石家河遗址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大遗址,对研究上古,尤其是史前文化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揭示人类文明信息起到巨大作用。

    遗址公园建设驶上快车道

    石家河遗址发现之后,保护管理工作受到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1996年,石家河遗址由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国家文物局将石家河遗址作为全国30处大遗址之一,列入国家大遗址保护项目库。2008年,国家文物局批准《石家河遗址保护规划》。其后,天门市政府按照省文物局的部署,委托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制了《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遗址保护管理总体规划》,计划将石家河遗址建设成为考古遗址公园。2015年11月,石家河遗址总体保护规划通过国家文物局评审。
    自此,石家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驶上快车道。2017年4月,天门市成立石家河遗址管理处。
    2017年7月,省人民政府成立石家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领导小组,成员由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文化厅、省国土资源厅等10多个厅局负责人及天门市主要负责人组成。
    省文化厅、省文物局、天门市委市政府将石家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列为“一号工程”,按照“一年打基础,两年有突破,三年见成效”的总体思路和石家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全面建成的战略目标,制订了《石家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7-2019年)》,2018年开始,根据国家文物局批复,组织高水平设计与施工团队,高标准做好保护展示工程方案设计与施工,实现保护与展示有机结合,在2019年底前,建成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并对外开放。
    按照规划,石家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计划总投资10亿余元,占地8平方公里,除了考古研究中心,还将建仿古步行街、湿地公园、文物展览等设施。
    天门市委市政府提出,将按照“抢救性发掘与保护相结合,科学规划与高水平的发掘计划相结合,考古研究与历史文化研究相结合,遗址遗迹的展陈与生态公园的规划建设相结合,搬迁改造与所在地特色小镇建设相结合”的工作思路,有效保护、合理利用这一优秀文化遗产,在2020年把石家河遗址建设成一个集遗产保护、文物展示、文化交流、生态旅游于一体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打造世界级城市文化名片。
    石家河文化,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江苏新沂的大汶口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黄河流域秦安大地湾的仰韶文化、山西襄汾的陶寺文化一起,共同编织出一幅新石器时代多彩的文化画卷,共同推动着史前文化走向文明的门槛。4000多年过去了,创建石家河文明的居民,他们的容颜躯体早已随风消散。但是,石家河史前文化闪耀着的时间幽光和绚丽光辉,将会永远镌刻在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进程中。

石家河赞

严文明
竟陵古迹多,最酷石家河。
大城平地起,谭家设宝座。
城壕深且阔,绿水泛清波。
防洪兼漕运,沟通东西河。
南面三房湾,疑是主祭场。
大祭须大办,红杯摞成垛。
北枕邓家湾,宗教遗迹多。
巫偶抱鱼祭,伴者舞婀娜。
东有黄金岭,西邻印信台。
祈年祭天地,丰收乃可待。
成千大陶缸,不啻大谷仓。
万千陶塑品,象征禽畜旺。
贵胄掌大权,财富如山积。
更要拥宝器,不离玉与漆。
漆器多已朽,考古难寻觅。
玉器重传神,风格独一帜。
神人为主体,虎鹰是图腾。
龙凤首配伍,历代相传承。
文字虽初具,意义难究明。
我意三苗氏,先楚创文明。
武士挥大钺,雄风震四邻。
苗民弗用灵,舜禹来远征。
是非且勿论,事实要厘清。
仍须多努力,考古解迷津! 
(作者简介:严文明,1932年生,
现任北京大学终身教授、考古文博学
院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新石器
时代考古、中国文明的起源研究。)


策划:刘艺新 杨运龙
统筹:邓千武
文字:邓千武 向其方本版图片均由天门市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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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10 03:15:29 | 显示全部楼层
玉凤
六千年梦醒石家河
韩天才
『归宿感的觉醒』(代题记)
即使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天门人,像我,对家乡的认同也就这十多年来的事情。相信有这种流浪的感觉的同乡不少——正如我在《天门人》里写的那样,“凡是天门人,只要一落地,他的老爸老妈就会盼着望着,说:快快长大了好好读书,离开天门这个鬼地方。”这种归宿感的缺失是天门过去发展艰难的重要人文因素之一。天门人似乎在骨子里一直都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儿去,更不知道自己是谁,只知道脚下这片土地不是自己终老的地方,迫不及待地想要逃离。
我曾经将这种带有吉普赛人流浪基因的地方性格归结于天门是一个移民城市。竟陵虽开埠久远,但似乎一直未入主流,史上名流如陆羽、皮日休之流,虽生于天门,然皆成名于外,皮子甚至都不承认自己是竟陵人,只说自己是襄阳人。少有的例外是钟谭。
庆幸的是,目下这种情形正在改变。家乡的发展首先功不可没,我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在天门听到南腔北调的齐奏。这也极大地引发了游子的思归和本土的觉醒,我们开始欣喜地听到“如果可以,我们一起回克天门”的歌声流行。
开年后,春酒虽稀落,然时不时仍会有友招饮,归宿感的共鸣是其中最重要的收获之一。譬如正月将尽的二十四日,我碰到了欧阳勇征,当下天门最火的本土歌手,“如果可以,我们一起回克天门”的曲作者,相言甚欢。勇征告诉我,他返乡定居后,甚感无奈,一日忽大哭一场,从此决定开始写天门的歌曲。此说深得我心。盖我与勇征类似,过去很久以来,我的灵魂都在天边无穷处游荡,我的眼光甚少关注这片生我养我的家乡,至某年月的一天——大约是2003年在市招商局工作期间,忽醒悟,从此将心与眼收回,开始关注脚下。
此篇文字,即转变后奉上意而穷心力作,旨在通过解读石家河文化的故事,明家乡历史之久远、沉淀之深厚、人文之灿烂,而告诉自己,大不必羡他乡之美,天门足堪自美也。
文明
发源
诗曰:
彼三苗之故国兮,吾文明以发源。长独步于海内兮,与鬼神而俱敬。怀故国之陆沉兮,惟今世始梦甦。
唐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24岁的李白从故乡江油出发,开始寻找“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实现途径。船入楚地,风景豁然,诗仙发出“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慨叹。1230年后的1954年,在太白先生感慨江汉平阔不足百公里的湖北省天门市西北角,故纸所谓大洪山“陵之竟也”的地方,修渠的民工们挖出了后来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大考古发现”的中国史前文明时期最大的古城——石家河古城。
谭家岭遗址W8
谭家岭遗址W9
虎面形玉饰
这是一座湮没在历史长河里的史前大都。从天门市中心出发,出城西,再折而北,驱车十五分钟左右,即进入一座刚刚更名为石家河的小镇,镇北是一片起伏的低岗平原,东西各有一条南北向的小河绕原而过,谓东河和西河。在这片江汉平原上随处可见毫不起眼的土地下面,就隐藏着一座7000年前即有先民活动的上古大国。有关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和伟大文明的许多源头故事,就隐藏在下面。
这里的每一粒尘土都可以讲述先民的故事,这里的每一条沟壑都刻录着历史的沧桑,当然这都需要我们来发现,来梳理,来验证。但是,时间太过久远,文明已经巨变,即使经过十余批次大大小小规模的断续发掘和六十多年不间断的持续研究,考古学界对石家河文化越来越重视,但也越来越困惑——了解得愈多,随之而来的未知亦愈多——城址愈探愈大,聚落愈来愈多,文物愈出愈奇,辐射愈研愈广。现任石家河遗址考古队负责人、武汉大学考古学博士向其方曾向我“抱怨”说,“我们想象了无数的故事,想将现有的发现串联起来,但很少成功——因为每一次新的发现,都可能推翻已有的结论。”
出土虎座双鹰玉饰
玉蝉
最令向博士“痛并快乐着”的“推翻”之一,是石家河文化和相邻的荆门屈家岭文化断代之争。二者同时发现,同时发掘,此前考古学界一致认为,石家河文化断代应该晚于屈家岭文化,但2015年对石家河遗址的进一步发掘证明,石家河古城始筑于5000年前,早于屈家岭文化时期。
如果硬要把这些年的研究总结出一个公认的结论的话,那就是,石家河古城遗址的发掘,正在动摇甚至改写考古学界的许多公论。
比如说,玉器文化的巅峰。
比如说,陶器文化的繁荣。
比如说,酒文化的滥觞。
还有祭祀的仪轨、文字的起源、社会的发展,等等等等。
陶塑动物
最后,目标所指,直达最根本的一个问题——中华文明的起源。
随着石家河遗址发掘和研究的深入,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倾向于改变中华文明仅来源于黄河文明的单源说,而开始认同多源的“满天星斗”论。最新考古研究表明,石家河文化的影响以江汉平原为中心,东至大别山麓,南抵洞庭湖滨,西接巴蜀,北上河洛,势力范围近20万平方公里,仅湖北省境内就分布着天门龙嘴、天门笑城、石首走马岭、公安青河城等15处城址,其中,中心大城石家河在长达2000年的时间里,一直发挥着整合文化与资源,引领长江中游史前文明向前发展的作用。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石家河古城是当时长江中游地区史前诸部落的首都,石家河文化代表的南蛮文明与黄河流域北方华夏文明、长江下游的东夷文明一起,或许还有那些我们现在尚未发现的中华文明的支脉,共同构成中华文明的发源地。
四方
宾服
2017年1月,石家河遗址入选“2016年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其中新发现的谭家岭古城被认为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
石家河文化中心区及 分布范围分布示意图
这是一座依水而建的上古大城,建成区达8平方公里,核心区超过120万平方米,计主城一座,东南有卫城一座,即土城,面积近20万平方米。古城规划科学,功能完备,不仅有相对规范的功能分区,城内居住区、手工作坊区、祭祀与墓葬区相对分离,而且有极其严密的防卫体系。古城有三道城壕守卫,每道城垣墙底厚达60-80米,壕沟宽80-100米,东西两面的壕沟利用东河和西河的自然水道,其他壕沟由人工开挖而成,并建有桥梁通行。城外另有42个散居的规模大小不等的聚落。在只有石器工具的上古时期,修建如此规模的城市,先民的智慧和勇毅令人景仰。
刻画符号
更令人期待的是,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认为,从历年发掘的成绩来看,石家河遗址不排除有面积较大的外部城或者高等级的建筑遗迹存在,如果加以发掘将会有更大惊喜。
面对这样一座冠绝中华的古城,我们不禁要问:这座城的主人是谁?
经过长期的研究,考古学界现在基本同意,石家河古城是三苗国的故都。
三苗,又称有苗、苗蛮,是上古时期中华大地上的一个古老民族,又或者一个古国。但是三苗在正史上的记载十分模糊,甚至多有矛盾处,而夏朝以后竟再无踪影,成为史学界最大的谜团之一。由于实证的缺乏,学者们对三苗到底是怎么回事,莫衷一是。
羽人执钺图
石家河遗址的发掘解开了这一谜团。
据《战国策》记载:“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这和同样是西汉刘向编辑校刊的《山海经》上的说法一致:
“三苗之国,左洞庭而右彭蠡。”(《山海经·第六·海外南经》)
彭蠡、洞庭即后世之鄱阳湖、洞庭湖,衡山是《水经注·汝水》中所言雉县雉衡山(今河南南召县南),文山地望不详。后世有人认为此说左右颠倒,不足取信,但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长沙国南部古地图是以南为上的,与今之左右方位相反。可见刘向的说法是成立的。由此可知三苗国的活动地域在洞庭、鄱阳湖之间,北至伏牛山南麓,涵括整个南阳盆地。
这一区域,正是石家河文化的势力范围。
陶盘
南阳盆地仰韶文化的突然中断,可以直接证明这一判断。南阳邓州八里岗遗址的发掘发现,其地一直延续的从属黄河流域华夏文明的仰韶文化突然消失于一场意外的变故。其晚期规划整齐的排房遭火焚而毁弃,大量陶器被倒塌的墙体砸散,室内有未及携走的石斧、石凿和骨锥,据此推断应是毁于战火。随后屈家岭文化在废墟上出现,一直延续至石家河文化时代。丹水之滨的淅川下王岗遗址情况与此类似。可见南阳地区仰韶文化的中断,其实是被石家河文化用武力征服了—— 这说明,新石器时期江汉民族的发展水平已经毫不逊于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甚至更为先进。
石家河遗址的发掘为这一观点提供了充分的实证。大量稻谷、稻壳及用稻秆拌泥制作的建筑材料遗存的发现,表明粮食生产水平已经相当先进。制陶业极为发达,三脚鬶等器具的形制非常复杂,薄胎彩釉工艺极为先进,并产生了较为精细的内部分工,即红陶为神器,黑陶为冥器,灰陶为生器。大量不同规格的陶纺轮出土,表明其时纺织业已经成熟为单独的行业。石器和玉器的制作工艺,更明显高出同期的黄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而数以万计的红陶杯酒器出土,不仅表明粮食产量多有盈余,已广泛用于酿酒,更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专门生产用于贸易的陶器作坊,结合码头遗址的发现,可以肯定石家河文化时期以水运为主的贸易已经非常发达——有城有市,中国最早的一批城市出现了。
陶器
人头形玉饰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远古时期,城市的崛起需要更多的资源和人口支撑,必然导致势力范围的扩张。南阳之变是这种丛林法则的必然逻辑结果。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江、汉、淮诸水,是打通南北的重要关节。石家河文化先民占据这一地区以后,开始继续北上,触角直抵黄河之滨,局部甚至越过黄水之隔。今天,在河南项城、淮阳、禹县、郑州、洛阳、伊川、郸城、禹县、郑州、偃师、渑池、陕县以至黄河以北的山西垣曲古遗址中,均发现有石家河文化遗存。
独步
史前
1987年,正是“大办乡镇企业”如火如荼的时候,石家河遗址开始又一轮发掘。当时的发掘带有抢救性质,因为发展心切的当地镇政府在遗址边缘创办了一个砖瓦厂。
1988年春,时任砖瓦厂厂长刘洋交给考古队员、荆州博物馆副馆长刘德银一小包东西。正是这包东西,引发了后来考古学界的一个重大发现。
刘厂长交给刘副馆长的是一小包玉器,说是工人们在制作砖坯的时候捡到的。
在中华文明看来,黄金有价玉无价,玉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玉,入其国则为国之重器;玉,入其家则为传世之宝。”
作为考古学专家的刘副馆长自然知道这个道理,我们可以想象其当时内心的激动。
玉面人
在随后的发掘中,考古队把玉器的探寻作为重点,并取得了极为重大的收获。在随后的发掘中,仅一座瓮棺就出土了56件玉器。其中有两件堪称国宝。一件是棱眼角鼻酷似外星人造型的玉面神像,它的放大版现在就悬挂在石家河考古中心外墙上,另一件是与北方红山文化玉猪龙极为相似的猪咀蜷躯、有角无足玉龙,现藏于荆州博物馆。这两件玉器和1955年在石家河另一个遗址罗家柏岭发现的玉凤一起,应可并称为中华玉器文化中的三大经典造型。
我们现在喜闻乐见的龙飞凤舞,终于在这5000年前的古老城址中找到了源头。
玉凤
玉龙
如果说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因其所出土的玉龙造型流传至今而享有“中国玉龙之乡”美誉的话,石家河文化理所当然地应该被尊为“中国玉凤之乡”。
以主流自居的黄河华夏文明一直对楚地有一种蔑视甚至敌视,不仅在军事上连年讨伐,而且在文化上也多不认同,比如对凤文化的评价,就调侃为“楚人不知凤,高价求山鸡”。但事实上,中原文明对楚凤造型是极其喜爱和高度认可的。
比起华夏文明以猫头鹰为原型的凤来,楚玉凤之美确实无与伦比,他们甚至不惜为此刀兵相见、大动干戈。
《周易·既济》记载了一场令后人匪夷所思的战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高宗即商代中兴之主武丁,中国商朝第23位国王(夏商周断代工程把在位时期定为前1250年—前1192年),“三”在古代是个概数,泛指多数。由此可以想见这场战争的旷日持久和浩大惨烈。1976年,河南安阳发掘了武丁妻子妇好的墓葬,在这座唯一保存完好的商代王室墓中,考古工作者找到了有关这场战争的记载和妇好生前使用过的重达8.5公斤的龙纹大铜钺。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文字记载的巾帼将军,妇好亲自助夫征战,仅其指挥的将士就达一万多人,相当于现在一个整编师的建制。在约3300年前的商代,发动一场持续三年以上的大规模战争是非常不容易的,而这场战争的目的,居然只是争夺鬼方之地盛产的宝玉。
后来这些玉器很多都陪妇好入葬,共计755件。其中一件写进了教科书,被誉为凤文化起源的玉凤,最为有名。
出土玉虎
现藏于国家博物馆的这件玉凤通体黄褐,侧身回首,短翅修尾,造型与我们现在的凤别无二致。
当时很多学者以为此物属商产,后来不少人看到同藏于国家博物馆的石家河罗家柏岭玉凤后,通过比较造型、质地、雕刻技法后,改变了原有的看法,认为妇好玉凤当属石家河文化遗存,很有可能是掠于鬼方的战利品。
那么鬼方到底是何方神圣,和我们今天要讲的石家河古城有什么关系呢?
上古传说中,楚人始祖祝融(吴回)曾娶鬼方氏为妻。明代大思想家王夫之在《周易内传》中更直截了当地认定:“伐鬼方,《诗》(即诗经·商颂·殷武)所谓‘奋伐荆楚’也。楚人尚鬼,故曰鬼方。”可见鬼方就是今天的湖北,也就是石家河原始部落控制的地域,鬼方之民当属石家河先民的后裔。殷商中兴之主用三年时间征伐鬼方,而未能完全将其消灭,可见鬼方是相当强盛的。
这种强盛通过石家河古城遗址的发掘,特别是玉器的发掘得到了充分的实证。
2014年起,湖北省考古研究所时隔20余年后重启石家河遗址考古,次年11月在寻找大型建筑遗迹时,意外发现9座瓮棺葬,其中5座有玉器随葬,计247件。此前,石家河遗址群曾发现过两批次201件玉器,均被国家与湖北相关博物馆收藏。还有不少散落民间和流失海外的玉器无法统计。
玉璜
玉笄
人兽复合玉佩
这些玉器类型丰富、造型奇特,既有生产用的玉纺轮、玉刀和玉锛,亦有装饰和礼器用的玉佩、玉环、玉珏、玉璜、玉珠、玉坠、玉管、玉如意等,造型多以动物为主,写实类的以蝉居多,人、虎、鹰、羊、象亦有,变异类造型中,有后世引为图腾的龙、凤造型,及至今未解之连体双人头像、鬼脸座双头鹰等。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说,此次发现的玉器数量之多让人惊喜,工艺水平之高超令人震撼。圆雕、透雕等技艺较良渚文化的平面雕刻有很大进步,代表当时中国乃至东亚范围内琢玉技艺最高水平。
玉片饰
学界公认的史前玉器有两个高峰,一是辽宁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一是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湖北省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勤认为,此次考古挖掘的玉器普遍使用减地阳刻技术、浅浮雕线刻技术,其工艺水平超过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代表了史前中国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峰。
向其方的话则更通俗易懂:以前有的技法它更好,今天有的技法它都有。
我想,空前绝后,似乎就是这个意思。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玉文化研究专家说得则更为数据化。他说,本次发掘出土的247件玉器,每一件都堪称国宝,完全满足国宝条件的玉器就有14件。而目前湖北省的馆藏文物中,国宝级文物也就27件。对此,王巍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对中国玉文化包括玉器制作、使用乃至玉礼器的认识。
礼备
乐盛
2014年11月,考古工作者开始发掘印信台。一年之后,第一期考古研究结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式确认,印信台遗址是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长江中游规模最大的祭祀场所。
印信台发掘台面1.4万平方米,祭祀台面积达1175平方米。如此巨大的祭祀场所,表明石家河文化的先民们对祭祀的重视达到了空前的程度,礼制开始成型并勠力履践——他们的一只脚已经迈进文明的门槛。
在人类从童萌走向文明的漫漫长途中,礼通过尊卑上下原则使社会个体各安其分,是强力之外的重要社会治理工具。《礼》曰:“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纷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成庄。”后世礼法并称,原因即在于此。
神祖面纹玉器
礼莫重于祭。祭祀是以事神乞福。孔子所制仪礼中,对祭祀有极严格的规定。祭祀对象分为天神、地祇与人神。天神称祀,惟天子祭;地祇称祭,诸侯大夫可祭;宗庙即祖先称享,士庶祭。
石家河遗址中墓葬区的考古研究印证了孔子关于士庶只能祭祖祢的著述,或者说,石家河丧祭仪轨是后世礼制的源头之一。石家河遗址中的墓葬相对集中于三个地方,一是邓家湾,一是肖家屋脊,一是印信台,三个地方都发现了祭祀活动的遗存。丧祭相联表明石家河文化的先民已把祖先列入祭祀对象,这应是后世特别是楚人鬼神同敬习俗的滥殇。另外墓葬群与城垣走向并行是石家河丧葬文化的又一特征。很多墓葬存在于城垣之侧。这种葬制一直影响到现在,江汉平原一直有在河堤上入葬死者的习俗。
陶塑动物
陶象
陶人
从葬具和陪葬品来对比研究的话,会发现石家河文化已经出现阶层分化,贫富甚至悬殊,已处于文明时代的前夜。邓家湾区墓葬陪葬很少,应该是平民墓葬区。而肖家屋脊一座瓮棺中就出土了数以百计的陪葬品,仅玉器就有56件,应属于部落上层人物。印信台是公共祭祀区,祭台上数十个红陶缸首尾套接,划出祭祀场所的核心区域,周边发掘出多具遗骸和瓮棺,部分瓮棺里还发现有婴儿的遗骸,没有任何陪葬。另有一些零星分布的墓葬,多存于一些手工作坊旁,基本没有陪葬品,有的也只是一些玉料的残次碎片之类,应该是最低等的贱民。
对套缸接结而围是什么用意,或者说是什么习俗,现在众说纷纭。但对套缸和陪葬陶器上随处可见的刻划符号,意见则相对统一得多,似乎可以推断为汉文字的起源之一。肖家屋脊出土的一件陶罐上,绘有一尊栩栩如生的持钺武士像,线条精致,勾勒精准。向其方曾很认真地对我说,这个武士穿的应该是皮靴。换句话说,刻划符号虽然不能算是文字,但可以肯定的是,根据汉字造字法的规律,目前已经出土的刻划符号中,具有象形和指事这两种基本文字功用的符号已经出现了。
印信台遗址航拍
印信台遗址陶缸遗存
印信台遗址陶缸刻划符号
这应该是最早的文字类符号。如果允许我大胆推测,作为掌控近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原始部落核心,石家河古城应该有发布号令和周知的工具,很有可能就包括最原始的文字,只是可能由于当时文字载体易朽易毁,我们未能发现罢了。
至少,若没有确定的固化记载,那些繁文缛节是如何流传到石家河文化陆沉千年之后的孔子时代的呢?无论如何,我不相信繁盛长达2000年的石家河文化会一直是口口相传、凭空运转。
涅槃
重生
雄心勃勃的三苗崛起于江汉之后,开始四面出击,甚至开始直接参与中原逐鹿。这无疑使黄河流域部落共同体的首领们感到威胁,他们开始反击,特别是尧舜禹,他们前仆后继,连续发动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对三苗的持续进攻。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战事虽由尧发起,但他却把脏水一股脑全泼到了三苗头上。他列举了“三苗之君”的五大罪状,即《尚书·吕刑》所谓“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罔中于信,以覆诅盟”(不敬神灵而作五刑,残害百姓,道德沦丧,背信弃义,反复诅盟),然后标榜自己奉承天命,以伐三苗。
兽面形玉饰
玉祖神像
这段檄文表面上义正辞严,其实多为欲加之辞。文告中批判的三苗国存在的问题,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不仅不是落后,相反正是进步的文明的萌动——贫富分化加剧,社会开始分层,原始宗教的无上地位开始让位于以人的意志为圭臬的刑罚等等。这些记载和考古发现所揭示的三苗古国文明进程已走在黄河文明前头的观点互相印证。
打嘴仗自然不足以引爆两大文明的冲突。三苗领袖人物参与中原权力之争才最终导致了战争的爆发。“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于是“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吕氏春秋·恃君览》)。丹水即今丹江,发源于陕西商洛凤凰山,流经河南南阳淅川附近时,“水出丹鱼,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鱼浮水侧,赤光上照如火”,故名。此战双方互有攻守,尧并未取得实质性胜利。据《史记》记载,“舜请迁三苗于三危(位于现甘肃敦煌)”。从“请”这一说法可以看出,战后三苗仍居于南阳地区(汉代的荆州包括南阳郡)。
篡夺尧权掌管黄河流域之后,舜继续视三苗为心腹大患,并汲取尧的教训,采取武、文兼备的两手策略,一方面继续保持直接武力打击的压力,《帝五世系》:“有苗氏负固不服,舜乃修文教三年,执干戚而午之,有苗请服”。另一方面推动中原文化渗透。即所谓“更易其俗”。史载“三苗髢首,中国冠笄”,三苗与中原先民服饰不同,显著区别之一是唯有中原先民用簪笄。但在淅川和湖北郧县石家河文化遗存中也发现了笄,这表明舜的文化渗透策略有收效,不过收效甚微。因为所有石家河文化遗址中仅于这两个靠近丹江水库的地点出土了笄,说明三苗国仍然牢牢掌控着南阳地区。舜只好继续强化武功的一手,但结果并不如意,舜很快“南征三苗,道死苍梧”(《淮南子·修务训》卷19)。
不过舜兼修武事文教为后来禹伐三苗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其针对三苗氏族支系纷杂、分布疏广的弱点采取“五流三居”之策,通过“黜退其幽者,或夺其官司爵,或徙之远方。升其明者,或益其土地,或进其爵位也。”(《正义》),使三苗内部开始分化瓦解。待禹继位,终于对三苗发起了一场长达70余天的毁灭性战争:“三苗不服,禹请攻之,三苗乃服。”(《吕氏春秋•上德》)
玉人
玉管
这场战争的残酷可以用惊天地、泣鬼神形容,不少古籍上都有非常夸张的描写,其中以《墨子•非攻下》所载最为全面:“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
这场战争是压死石家河文化的最后一根稻草。用西楚霸王的话说,是“天亡我也,非战之罪也”——综合《墨子》及其他文献的记载可以推断出,三苗之地当时连续遭受了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包括气候异常(太阳夜出、天下红雨、夏天冰冻、作物不熟)、地震(地裂水出)、水灾,以及由此引发的动物行为异常(蛇出于庙、犬狗嚎哭)等,这使当时还处于人类童年时期的三苗先民认为招惹了神怒,引发了天遣,内心恐惧,未战先怯,士气与人心崩溃——这应该是三苗灭国的根本原因。
玉面人
墨子的描述当然主要是用来论证他的非攻思想的,但确实客观反映了禹伐三苗的残酷,它已经不再是仅仅满足于从肉体上消灭对手的血亲复仇,而是以夺取生存资源如人口、器物以及拓展生存空间为主的征服:“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不夷于民”。考古研究表明,战后石家河遗址中来源于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因素大增,4000年前即夏朝建立之后,石家河遗址中再无有独特自身价值的考古遗存。
故国陆沉的三苗迅速衰亡,被迫南渡汉水远徙,自此史书上再无关于“三苗”的记载。史料中再次出现“苗”的泛称,已是宋代,此时已经过去大约2800年了!
虎头玉
玉人首
这场战争的影响空前且深远。它的直接后果,是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导致原始氏族制度崩溃,夏王朝诞生,中华民族正式进入文明时代。长期影响则是民族大融合。石家河文化退出南阳地区后,龙山文化随即进入,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民族融合开始。体质人类学研究成果揭示,河南南阳地区先民与黄河下游先民虽属同一个种族类型——古代华北人,但同近代华中组居民体质特征极为相似,表明其与石家河文化先民有极密切的血统关系,它应是华北先民向南迁徙的直接结果,这种影响甚至向南延伸到华南以至南亚。
随着民族融合的深入,文化的交融随之水到渠成。三苗先祖列入华夏帝王世系,三苗始制的“五刑”和礼制也被北方部族接受并得到传承发展——石家河文化以涅槃的形式,融入中华文明主流,沿延至今。
(本文作者韩天才系天门市文联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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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10 03:18:02 | 显示全部楼层
石家河文化
石家河文化距今约4600─4000年。因发现于湖北省天门市石河镇而得名。此地有一个规模很大的遗址群,多达五十余处。该文化已经发现有铜块、玉器和祭祀遗迹、类似于文字的刻划符号和城址,表明它已经进入文明时代。陶器大部分为黑色,不过也有不少红色的陶杯和陶塑,是该文化的一大特色。陶塑个体均很小,有狮、象、虎、鸡、鱼、龟,还有人像。这些小塑像集中出土于窖穴之中,有祭祀的味道。在埋小孩的瓮棺中,往往出有不少玉器,造型丰富,有人面、飞鹰、猪龙、蝉、璜、管等,雕刻精细,工艺水平相当高。

石家河文化是中国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因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群而得名。主要分布在湖北及豫西南和湘北一带。为承袭屈家岭文化演变而来 ,年代距今约4600~4000年 。该文化出现如石家河遗址群那样的中心聚落,由邓家湾、土城、肖家屋脊等数十处遗址组成。当时的经济生活以稻作农业为主。在邓家湾遗址发现了铜块和炼铜原料孔雀石,标志着冶铜业的出现。琢玉工艺崛起,特色鲜明,玉器有人面雕像、兽面雕像、玉蝉、玉鸟、玦、璜形器等,都属于小型玉器。邓家湾遗址的个别地段,集中出土了大批小型陶塑,有的一座坑中竟达数千件之多。所塑有鸟、鸡、猪 、狗 、羊 、虎 、象、猴、龟、鳖以及抱鱼跪坐的人物等。这些陶塑可能供原始巫术、祭祀活动之用,邓家湾似为专门产地,通过交换输往各地。
石家河文化晚期大小墓差别悬殊。肖家屋脊一座大型土坑墓长3米多 ,随葬品百余件 ;另一座成人瓮棺中有小型玉器56件,居该文化已发现的玉器墓之首。钟祥六合大多数瓮棺内随葬玉石器及玉石料。这些表明人们以玉器为财富。一般认为,该文化已处于原始社会瓦解阶段。

文化陶瓷/石家河文化
石家河文化的刻划符号最早发现于1987年,此后随着田野发掘和室内整理的进行,陆续有新的符号发现,在肖家屋脊、邓家湾两个遗址上共发现符号约60余枚个体,其中肖家屋脊经过8次发掘,共出土符号约43个;邓家湾经过4次发掘,出土比较完整的符号约12个。石家河文化遗址群内已发掘的其它6处遗址未见有符号,这些符号的年代均为石家河文化早期。
55个符号中,有1个位于尖底陶缸的上腹部, 1个位于凹底陶缸的下腹部,1个位于高领罐的肩部,有2个发现于泥质灰陶残片(高领罐或碗)上,其余48个均位于大口陶尊的上腹部。陶尊遗迹(报告②称JY,即陶臼遗迹)主要发现于邓家湾和肖家屋脊两个遗址,其中肖家屋脊发现7处,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现存数量3, 5件到10余件,除JY7是14件陶尊全部倒立于地面排成一条直线外,其余均是口底套接平放于地,排列成直线形和曲尺形。排成直线的有2例置于长方形浅坑中,余均置于地面上,尊底有的完整,有的一律敲碎。邓家湾遗址也发现了较多的陶尊遗迹,其中以AT302-AT304的一处规模最大,陶尊套接平放排成直线。
石家河文化的陶器刻划符号以象形符号为主,大多以简练的笔划勾勒出某一事物的外部形态,.一件陶器上只有一个符号,而且绝大多数为单体符号,少数几个为合体符号。基本笔划为弧线和直线,间或用少数未戳穿的圆形小戳孔。少到二划,多到十余划,主要是用某种材料制成的锐器在大口尊、缸的坯体上刻划而成。沟槽较深,有些残片往往沿沟槽断裂,沟槽内的颜色与器表一致,笔道深粗均匀,线条自然流畅。有些符号因刻划较深,坯体烧干后槽口张裂,其现存宽度往往大于刻时的宽度。高领罐等泥质灰陶小件陶器则是在陶器烧成后或是使用过程中刻划而成,笔道浅细,刻划处的颜色比器表要浅。

玉器/石家河文化
石家河文化,以出土小型精致的玉件而倍受关注。玉人头、玉鹰、玉虎头和玉蝉属于石家河文化玉器中的精华部分。这些玉器体积小、重量轻,纹饰简洁,做工却很精细。它们大多出土于成人瓮棺之中,显示石家河先民具有特殊的原始宗教信仰。
石家河文化中的玉人头基本都具有“头戴冠帽、菱形眼、宽鼻、戴耳环和表情庄重”的特征,但在造型上富于变化。这些玉制的人头形像可能代表着石家河先民尊奉的神或巫师的形象。石家河文化的动物形玉器多为写实造型:展翅飞翔的玉鹰生动逼真、惟妙惟肖;玉虎头方头卷耳,生气勃勃;玉蝉写实的形象,开创了商周时期玉蝉造型的先河。石家河文化的玉器代表了江汉平原史前玉雕的最高水平。

石家河文化玉面人头像
良渚和红山,一南一北两大玉器文化闪烁的耀眼光芒,令石家河玉文化黯然失色,鲜为人提及。但仔细研究会发现,石家河玉器如同远古的和氏壁,如果剥掉玉皮,其灿烂辉煌不亚于良渚,红山。 在已出土的石家河玉器里,有这样几种可以反映其特点。
首先是玉面人头像,分为獠牙和非獠牙两种。形状特点为方脸,橄榄眼,鹰勾大鼻,耳有大耳环,阔嘴。工艺上最突出的特点是剔地阳纹,也叫压地或减地阳纹。这种工艺做一条阳线,首先要刻出两条阴线作为阳线两边的轮廓,然后在分别剔除两边多余的部分将阳线凸起,最后还要平整除去部分的表面,工序相当复杂。同时代的良渚以细如头发的游丝单阴线为特点,红山以宽而浅的U型粗阴线为特点,工艺远不及石家河玉器。后代商玉的双勾阴线只是石家河玉工艺的第一步;周玉双勾阴线加斜刀“一面坡”也只是石家河玉工艺的一步半。直到现代制玉也也因其工艺复杂,要求高而很少使用阳纹。
其次是玉片饰。良渚的玉片饰边廓规整,内部镂空处图案多弯曲形;红山的勾云型佩,内部镂空和外廓采用“压底隐起”法。而石家河玉片饰则采用最先进的“拉丝”工艺方法,外廓起牙多,内部镂空多,留地少,而且多为规整直角。工艺和图案都媲美于红山,良渚。

第三是喇叭形器,良渚的玉琮,红山的玉箍形器都曾令世人瞠目,但石家河玉喇叭更该让人感慨。这小小的喇叭,不但有琮和箍形器的内部掏膛取芯,还要内外配合,琢磨成喇叭形,并雕出数道阳纹圈,然后将器面平整抛光,其工艺强度难度远远高于红山玉箍和良渚玉琮。

第四是在石家河遗址中出土了很多玉虎头。说明石家河先人有崇虎习俗。虎头玲珑饱满,线条流畅,形象生动。工艺上集浮雕,圆雕,镂空雕于一身。这一高超的技艺是同时期其他文化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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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10 03:19:21 | 显示全部楼层
石家河遗址:长江中游史前文明的代表(文明密码)

玉凤,石家河遗址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在刚刚评选出的“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作为新石器时代考古项目的代表成功入围。评审专家认为,近年来石家河发掘取得的一系列成果,使人们对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有了新的认识。作为距今5000年至4000年千余年间长江中游地区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最高文明代表,它的各种新探索、新发现对于中华文明探源的意义不言而喻。

  石家河遗址的考古已经陆续进行了60多年。它是1954年在南方进行相关的水利工程施工时被发现的。当时考古队在石家河遗址南部的杨家湾、罗家柏岭、石板冲和三房湾4个地点进行抢救性发掘,发现了一批新石器时代遗存,尤其是在罗家柏岭揭露出一处与制玉有关的建筑遗迹,出土了包括如今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有“中华第一凤”美称的玉凤在内的一大批精美玉器,从而拉开了石家河遗址及石家河文化研究的序幕。那枚玉凤形体稍小,团身直径只有4.7厘米,但冠羽后卷、长尾两歧,纹饰都采用减地阳刻技法,表现出高超的玉作水平。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石家河遗址才真正开始进行系统的考古,意图建立起这一考古学文化的序列框架。其中在谭家岭发掘400多平方米,揭示出三个时期的文化堆积,反映了从油子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的发展过程;在肖家屋脊发掘6000多平方米,新出土100多件源自瓮棺的精美玉器。聚落考古调查发现,石家河遗址是以石家河古城为核心、由39处地点构成的庞大聚落群,古城将诸地点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发现的石家河古城面积达120多万平方米,其外围有宽阔的城壕,是当时我国确认的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凸显出石家河遗址在长江中游地区乃至我国史前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与价值。 1996年,石家河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持续深入以及大遗址保护工作的需要,石家河遗址的考古工作自2008年开始再次展开,主要目的是探讨石家河遗址及其所代表的文化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作用与地位,希望通过对石家河遗址周边10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进行区域系统调查,初步了解该区域史前不同阶段遗址的基本分布与特点。此次考古发掘的收获令人惊喜。

  首先是新发现了谭家岭古城,它位于石家河遗址的中心,城壕内面积达26万平方米,始建年代推测应属于最早的油子岭文化晚期,也就是距今约5000年前,那正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期。谭家岭古城应该是距今约4000年的屈家岭文化晚期、120多万平方米的石家河古城兴起的重要基础。这也是石家河遗址获得2016年度十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实际上,在石家河遗址发现的最早遗存与距今7000多年的城背溪文化比较相似,但发现的材料非常少,整体文化面貌不清。目前石家河遗址考古学文化序列与谱系比较清晰的是距今5900年至4000年这一阶段,其文化发展序列是油子岭文化(距今5900—5100年)、屈家岭文化(距今5100—4500年)、石家河文化(距今4500—4200年)和后石家河文化(距今4200—4000年)。

  其实,石家河遗址的聚落结构大致存在一个从聚集到分散的变化过程。比如油子岭文化时期,聚落中心从龙嘴古城北移到谭家岭古城,但其周边的相关聚落少有发现,聚落的等级分化尚不明显。屈家岭文化时期,以石家河古城为中心的聚落群开始形成,其周边聚集的聚落近10处,且出现明显的聚落等级的区分;聚落内的功能区划基本形成,如石家河古城内的谭家岭主要为居住区,而邓家湾主要为祭祀区。新的考古发现则证明在石家河文化时期,石家河遗址的中心地位确立,聚落等级分化加大,聚落内的功能区划进一步强化,三房湾成为重要的手工业作坊区,石家河古城外的印信台则成为专门祭祀场所。

  2016年记者曾经去过石家河古城西城壕外侧的印信台发掘现场,考古人员在这里揭露出5座人工堆积的台基、百余座瓮棺葬,台基之间的低地填埋大量的厚胎红陶缸、红陶杯。红陶缸上发现不同形象的刻画符号达40多种,可能已具有文字的功能。大量陶缸排列有序、口底相接、相互套接,部分缸体上还有刻划符号,可能是一处石家河文化晚期多次举行祭祀活动的专门场所。

  考古人员在谭家岭遗址寻找大型建筑遗迹时,意外发现9座瓮棺葬,其中5座有玉器随葬,共发现各类玉器240余件,这是石家河遗址玉器又一次大规模集中发现。这些玉器有以往不多见的神人头像、双人连体头像玉玦、玉虎、玉鹰等,表面均有精美的线刻图案、复杂的透雕和细如针尖的钻孔,普遍使用的圆雕、透雕、减地阳刻、浅浮雕线刻工艺,代表了史前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水平。不过,随葬玉器的瓮棺葬俗不是本区域的文化传统,应该是来自其他文化的影响。

  湖北省考古所所长方勤认为,石家河遗址提供了阐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进程的生动材料。作为史前中国传统的六大文化区之一,长江中游地区的史前文化存在自身的发展道路和特点:从油子岭文化晚期开始,也就是五千年前,以石家河遗址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真正开始文化一体化进程,经过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整合聚散,形成了一个文化高地,开始影响周边的文化,同时也接受周边文化的影响。石家河时期出土过一个玉龙,外型与玉猪龙很像,一看就是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还有牙璋,也是受外来文化影响的。而在后石家河时代,文明继续往外扩张,南方与中原文明通过多种渠道进行交流,比如在邓家湾出土的铜片,是长江流域最早的铜,它也许会在以后的文明进程中扮演更多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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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10 03:20:09 | 显示全部楼层

驱车自湖北天门市出发,向西北行驶15公里,便到了位于石河镇的石家河遗址。

1954年,一项水利工程的施工,让一批新石器时代的石器、陶器在这里重见天日。半个多世纪里,陆续的考古发掘不断向世界揭示这个长江中游等级最高、面积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史前聚落,使人们对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有了全新认识。

2014年,曾中断20多年的石家河遗址考古工作重启,三年里陆续发掘约3375平方米的区域,其中包括谭家岭古城、三房湾、印信台、严家山等遗址。在规模达3平方公里的勘探中,考古人员发现了石家河遗址核心区域存在多重人工堆筑的大型城壕遗迹,从宏观上认识了遗址的布局。作为考古学界最重要的代表,石家河遗址同时入选“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

7000年前,位于大洪山南麓、江汉平原北部的这片山前地带就已经有人居住。约4300年前,此地文化达到鼎盛。在文明曙光到来前夜的漫长岁月中,这座120万平方米的古城所具有的文化辐射力甚至超越了良渚古城。

“石家河文化北边越过了黄河,到达河南上蔡、西平一线,东到安徽,西到三峡,南面到达洞庭湖。”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石家河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孟华平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说。




在石家河遗址被发现前,人们对长江中游地区的史前文明知之甚少。黄河流域在中国文明孕育中的主导作用一度毫无争议。直至良渚、石家河、宝墩等遗址被发现,考古学泰斗苏秉琦的史前文明“满天星斗”说有了强有力的实物支撑。“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各地文化都有过发达的阶段,也很有特点。很多区域文明消失了,或是融入到中华文明中。现在,我们说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如果没有这些发现,我们可能都没有这方面的概念。”谈及石家河遗址在整个中华文明起源探索中的意义时,孟华平如是说。

谭家岭古城城垣与城壕

城中之城

长江文明的第一次浪潮中,石家河文化与良渚文化是留在历史河床上两颗最重要的遗珍,它们各有一座庞大的都邑。在孟华平看来,石家河古城之于石家河文化的意义,类似于莫角山之于良渚。

约120万平方米的石家河古城是石家河文化影响区域的权力中心。令人惊讶的是,历经4000多年,古城城墙依然有残段留存于地表,南面和西面的城墙保存得更为完好。

西城墙保留了1100米,南城墙也保留了600-700米,城墙高度范围为6-8米。体量如此巨大又保存完好,考古人员一度以为这是现代水利灌溉工程的一部分。当时,考古学家几乎天天在城墙上走过,他们起初不敢相信,自己脚下的土路居然就是史前古城的一部分。

“城墙外是一条河,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大规模的建筑工程。”北京大学文博学院院长赵辉曾于1989年参与了石家河古城的考古,在最近一次公开讲座中,他曾如此回忆当时的工作经历。

随着调查深入,遗址中的很多点被连成了“面”,古城面貌逐渐清晰。

学者们面前的土台也逐渐与整座大城联系在一起。这些土台最高达8米,外面有几十米宽的护城壕。壕沟的走向和当地地表水流的自然侵蚀方向并不一致,或横亘在冲蚀沟谷上,或硬生生开挖于开阔平坦的台地上。

“从前,我们认为史前时期不会有那么高的城墙,还以为这条壕沟是一条距今不远时修建的水渠。之后才确认,壕沟是石家河文化时期的护城河,而土台就是城墙。”孟华平说。

经过长时间调查,考古人员探明,整个石家河古城呈不规则长方形,南北长1200米,东西宽1000米。城墙外环绕着一条宽大壕沟,壕沟围成了一片面积为180万平方米的区域。

整个石家河遗址经历了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及后石家河文化,时间跨度自距今7000年至距今4000年。据孟华阳介绍,石家河古城的建造于屈家岭晚期到石家河时期。而在此之前,生活在此处的先民还曾在中心地带建立起另一座城池:谭家岭古城,这里正是最新一次考古发掘的重点。

如今,谭家岭古城的大致范围已经探明。它大体呈正方形,城垣东西长440米、南北宽390米,城垣内面积17万平方米。在石家河古城崛起前,谭家岭古城是这片土地的权力中心。据孟华平介绍,谭家岭古城很有可能建造于油子岭文化晚期。

历史上,谭家岭古城与石家河古城很可能呈交替使用状态。“谭家岭古城的使用年代正是油子岭文化晚期到屈家岭文化早期,石家河古城则是屈家岭文化晚期至石家河时期。”孟华平说,“先有了谭家岭古城,再慢慢扩大到石家河古城。而在石家河古城建成之后,谭家岭古城的城墙也便废弃了。”

石家河古城城墙至今依旧可见,谭家岭古城的城墙则早在约4000年前便烟消云散。

三房湾遗址废弃红陶杯 (局部)

逐渐复杂的社会

自距今6000年至5000年,母系氏族社会逐渐解体,氏族成员的分化开始加剧,劳动分工出现,社会进一步复杂化。4000多年前,鼎盛时期的石家河文化的辐射力远远溢出了石家河古城,事实上,长江中游的湖南、湖北两省,考古学家们已经发现10多座受石家河文化影响的城。“如果按照聚落等级来划分的话,可以分为2至3级。”孟华平说。

在石家河古城内部,人们能通过现有考古推测当时一部分社会分工。在古城西南部的三房湾遗址,曾出土数十万件红陶杯,除外,还发现有陶窑、黄土坑、洗泥池、蓄水缸。专家推断,这是一个大型的陶器生产作坊。

孟华平告诉第一财经,目前的考古发掘仅仅揭示了这片区域在石家河文化晚期至后石家河时期的历史。不过,三房湾遗址的人类活动痕迹并不仅限于此。遗址地下还存在着深约1.5米的文化层,更多更早的历史信息可能蕴藏于此,一切还有待发掘。

地处古城西面,与古城隔城壕相望的印信台是长江中游地区规模最大的史前祭祀场所。约在距今4500年至4300年间,先民在这里留下了五座土台、100余座瓮棺葬、立缸等遗物。孟华平说,这里的瓮棺并不是用来埋葬人的,而是两碗上下相扣的一种祭祀用品,瓮棺中还存有一些骨渣。土台的台基之间填埋着大量石家河文化晚期的红陶杯及人骨残骸。

“这个地方肯定不是用于居住的,而是一个大型活动场所。有人推测为祭天,有人推测是祈求丰收。在其他地方,新石器时代也曾有过这样类型的场所,只是形态不同。”孟华平说。一些考古学家根据其形状推测为“祖”的形象,可能与祖先崇拜有关。

良渚玉器上广泛存在的神人兽面纹被认为是良渚人的共同信仰。在石家河遗址,考古人员至今尚未找到如神人兽面纹这样稳定而统一的图案。但孟华平认为,在屈家岭和石家河遗址中发现了若干陶制筒形器也是一种信仰的外在形式。这些筒形器高度超过1米,两节套嵌,有的外部还有类似铆钉的凸起物。

在石家河遗址,人们能看到从距今7000年至4000年间,四个文化类型的面貌。孟华平认为,在从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的三个时期内,文化的发展有很强的延续性,呈现一脉相承的状态。较大的扭转发生在距今4200年前后的后石家河文化时期。外来中原文化的影响使得这里的文化发生了较大变化,许多不同于以往的器物和葬俗在这一时期出现,这直接反应在陶器的形态上。“这一时期,文明一体化进程开始,当地文化受外来的中原文化影响强烈。”孟华平说。

在他看来,来自谭家岭遗址的240余件精美玉器也是不是当地几千年来形成的文化传统,可能与北方文化有关联。这些玉器出土自后石家河时期的五座瓮棺,造型奇特,纹饰精美。有人认为,玉器的纹饰造型与此后的四川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器物纹饰有相似性。

“在此前的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墓葬中,我们都没有发现玉器,当地也并没有玉文化的传统。之前的两种文化时期,墓葬也大都是土坑葬,但后石家河时期则是瓮棺葬。”孟华平个人推断,这些玉器应该是本地制造,但风格则是外来的。

多年紧锣密鼓的考古工作,已为世人勾画了良渚古城的详细面貌,包括建筑结构、社会分层、农业与手工业情况以及宗教信仰。但在石家河遗址,目前尚未发现城市与农村的分割,当地出土的精美玉器究竟如何制作,也还是一个谜。孟华平也由此认为,石家河遗址未来的考古发掘尚有巨大空间。

谭家岭古城出土联体双人玉玦
谭家岭古城出土虎座双鹰玉器
谭家岭古城出土镂空玉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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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10 03:21:10 | 显示全部楼层
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聚落与社会
张弛  
【摘要】:正一、屈家岭一石家河文化的定义、分期、年代及环境背景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遗存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发现的。当时在湖北京山县的屈家岭遗址和天门县石家河遗址分别发现了两种不同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年代相当于当时所知的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时期,以后分别被命名为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现在看来这两种文化年代紧密相接,文化发展程度基本相当,社会发展阶段也基本一致,很难分开讲述,因此本文合称为"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但在需要分开讲述时也用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这样的名称,代表不同的时期。这一文化的前身就是当地的大溪文化,人群的主体也应当来自大溪文化,但文化和社会的面貌则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基金】: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区域聚落与居民研究”(2013BAK08B05) 2011年度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环境考古与古代人地关系研究”(批准号:11&ZD183)子课题“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形成与演化的环境基础研究”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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